這是一部定位于112年前的故事，風雨飄搖、自顧不暇的大時代下，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誕生了。馬伯庸花了1年半的時間調研初始資料，卻在動筆寫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后，打算放棄。那時疫情在全球暴發，他舍不下這項選題，又生怕被人誤解是追熱點、蹭熱度。直到找到一條說服自己的理由，他才重新下筆……近日，新作《大醫》上部“破曉篇”終于正式推出。

接受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采訪時，他說：“想給更多人分享這些偉大醫生的故事。我所查到的資料里，就他們所做的選擇，簡直是匪夷所思，從任何的利益計算，都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人會做這樣的事。但是，他們真的做了。”

一座門診古建筑引發的故事

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要追溯到2017年，馬伯庸到上海華山醫院參觀院史館。一天下來，他“頗不以為然”的態度極速發生改變。

矗立在面前的古建筑，建于1910年，氣質雍容，造型厚重。他借比喻向記者形容，如同一位歷經滄桑、滿面皺紋的老人，挑起他寫作的興奮感，“我一看到他的臉，就會有一種直覺，這個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一定有傳奇的經歷。”

果然，院史館里的展示物幾乎每一件都能勾連到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聯成一條隱線，絲絲繞繞，朝他盤旋而來。

上好的選題來到身邊，馬伯庸選擇“等一等”，他絲毫不掩飾地說：“以我當時的知識儲備，實在無法完成，只能先去學習其中涉及到的歷史醫學知識。”

他有個常年保持的寫作習慣，每每遇到心動的選題，會在電腦存檔，留待日后再說。而這個選題，在接下來的幾年，即便是沒下筆寫，也撓得他心癢。越不能做，越惦記，還讓他養成了每天讀幾份《申報》的習慣，“不知不覺，攢了整整一書架和《大醫》有關的資料。”

怕被人說蹭熱點，差點棄筆《大醫》

歷史小說寫作，最難的是細節。距離越近的時代，越難寫。“親歷者很多，留下來的影像和文字資料也很多。”一旦不達標，就會被人指出其中的問題。《大醫·破曉篇》中提到的通用貨幣、醫療技術等，都被馬伯庸仔細查證一遍，“雖然說，讀者可能比我更不了解，隨便寫寫也能糊弄過去，但是當你做得足夠細致，它自然會形成一種氛圍，說服讀者進入你的世界。”

一年半的時間，馬伯庸將市面上能找到的、關于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的資料掃蕩一圈。提筆寫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后，他遇到了第二個內心難以攻克的難題。全球暴發疫情，醫生成為大眾視野里的“熱點”。這時再下筆寫醫生，他怕被人誤解是蹭熱度，“因為我覺得寫作應該是誠實的，寫自己想寫的，不是追逐市場上暢銷的話題。”

他前后思想掙扎，放棄了一陣兒，再怎么回避，最后發現還是得誠實面對內心，“后來想明白了，寫作并不一定要避開熱點。如果寫得足夠好，我在里面灌注的誠意和希望表達的內容，肯定跟別人不一樣。”

如今這本書上市一周多，從讀者陸陸續續的反饋來看，他特別高興，因為真的沒有人說，他是為了追逐熱點。

其實撰寫《大醫》的同時，馬伯庸手頭上還有很多題材，“一個文件夾里，大概有二三十個想法，只寫了開頭幾句話。”都是很好的選題，他在糾結的時候，也考慮過跳過《大醫》去寫別的。但是，回歸本心，他執著地認為沒有誰能與《大醫》相媲美。

起初算是好奇，中間是出于對戲劇性的追求，后來自然而然地生出寫作的責任感，“因為它是一個偉大的題材，當你讀完那些歷史資料后，只會想‘必須把它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為國民健康的奮不顧身。”

疫情以來，我們看到了太多醫護人員奔走在前線的事例。他想借《大醫》告訴大家，為國為民的醫學精神有一個根兒，從何而來?實際上是一脈相承，傳承有序。

壓力不在前作佳績，在于求變

我們常說，作家的知名度打開后，“書帶人”變成了“人帶書”。即便有《古董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風起隴西》等佳作在前，馬伯庸卻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一本暢銷書，能持續被人談論，演變成熱點，那一定是故事本身好，而不是因為作者本人好。

采訪中，他反復提到，寫作是一件誠實的事情。作品交給讀者來評價，即便你是一名著名作家，書寫得不好，它就是不好。讀者是能品出來的，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所以我一直說，作家是個壓力很大的職業，幾乎不可能弄虛作假。”

寫作會給他帶來壓力，撰稿太辛苦，他長期失眠嚴重。這種壓力不在于成績本身，在這方面，馬伯庸心態放得很平，只要自己本分盡到就行。他的壓力源于“求變”，總想著再多一點變化，再有一些突破，“比如說《大醫》這本書，題材和我之前寫的不一樣。我還是想跳出自己的舒適圈。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反反復復寫同一題材，作者本人也會反感。”

關于《大醫》的銷量，他持以平常心，期待感與放松感并驅。一方面希望它賣得好，受到讀者喜歡，另一方面寫作完成后，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還沒消失。“寫完這本書，是我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其它東西都是附帶品，都是額外提供的價值。”(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孫慶云)

標簽： 馬伯庸新作 馬伯庸新作大醫 馬伯庸大醫破曉篇 馬伯庸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