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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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剛剛披露的數據，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8499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較去年一季度同期增長了4.5%。該如何理解這一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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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的增速不算低，后續仍要考慮到基數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剛剛披露的數據，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8499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較去年一季度同期增長了4.5%。該如何理解這一增速？首先需要理解GDP本身。

GDP是一個流量數據，因此要考慮到增長的基數問題。舉個不太恰當例子：假設一個人在狀態正常情況下，一頓飯可以吃10個餃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生病了吃不下飯，只吃了5個餃子。第二天他的狀況稍微好了一點，吃了6個。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人的健康程度恢復了20%嗎？這顯然是不行的。

而疫情期間的GDP數據和這個例子類似。2020年是疫情最嚴重的一年，全年經濟增速僅為2.3%，而之后的2021年由于之前比較低的基數，實現了8.1%的全年增速讀數。看似很高，但是如果剔除基數效應，兩年復合平均增長僅為5.1%，這一水平已經明顯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

和2020年類似的2022年，由于很多意料之外的問題，國內四個季度的GDP增速分別是4.8%、0.4%、3.9%、3.0%。如果以疫情相對正常的2021年作為一個基準，考慮到去年一季度還算相對較高的基數（+4.8%），今年一季度的4.5%的增速來之不易。疫情三年的中國經濟就如同大病初愈，雖然恢復，但是也很難回到動輒6%甚至8%以上的高增速了。4.5%對于一個病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平穩的增速。

今年二季度之后，可能會由于去年的低基數效應，最終經濟增速的讀數十分之高，但是此8%非彼8%，如果剔除基數問題，從兩年復合增長率看，或許就并不那么使人樂觀了。經濟運行的基本邏輯也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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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仍在迅速修復，這一點毋庸置疑

如果從衡量一位病人的角度看，一季度的中國經濟，在分項數據層面恢復的尚可，這一點毋庸置疑。1-3月國內出口總額同比+0.5%，3月單月出口額+14.8%；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5.1%（其中基礎設施投資+8.8%，制造業投資+7.0%，房地產開發投資-5.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5.8%。

我們可以做一個算術題，如果要實現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5%增速目標，那么2023年的經濟讀數相較于2021年的兩年復合增速，應達到約4%左右。這樣看，出口、投資、消費三項都滿足這一底線基準。

很多人對這一數據的可參考性、可持續性存疑。這些疑慮主要是基于一些宏觀統計數據和微觀經濟體感的矛盾。比如制造業投資與工業企業利潤的背離、失業率與用工成本的背離，等等。經濟好像是在修復，但是企業家賺錢難了，年輕人找工作難了。

比如其中一個質疑是：中國出口數據與越南的進口數據相互矛盾，且差額較大。3月在我國前三大出口市場中，對東南亞國家聯盟出口同比+35.4%，對歐洲聯盟出口同比+3.4%，對美國出口同比-7.7%——東盟成為了穩住貿易的壓艙石。

但是從一些統計口徑上看，海關總署披露的3月單月我國對越南出口數據和越南統計局披露的3月從我國進口數據相互矛盾，對不上。其實中國披露的中國海關出關口徑，而越南是以越南海關入關為口徑，海運有時間差，因此很容易在月度統計層面出現口徑的偏差。

另一個質疑是，關于固定資產投資與消費數據是否還能持續。如果從兩年復合增速看，一季度在投資和消費上，數據都已經打出一定提前量，后三個季度不出什么問題的話實現全年增速目標并不困難。關于市場所擔憂數據可持續問題，其實仍有兩大支柱。

一是財政的力度其實暫時無需擔憂。今年財政除了政府工作報告中官宣3.0%的預設赤字率與3.8萬億的專項債安排，另一大增量是防疫預算釋放。如果以2021年這一疫情防控形勢相對正常年度為基準，2022年的衛生健康支出增速按實際GDP增速計，可以釋放近3000億元財政增量政策。

二是消費修復斜率仍有保障。根據以往幾年社零統計數據的季節性波動情況看，一年之中的數據兩段高峰往往在5-6月、10-11月。這也很好理解，“五一”、“十一”兩大長假提供了消費釋放的場景，而根據文旅部統計，2022年“五一”全國國內旅游出游1.6億人次，同比-30.2%；“十一”全國國內旅游出游4.22億人次，同比減少18.2%。

同時考慮到一年內GDP各分項核算統計值往往是前低后高，因此后續三個季度對于全年經濟貢獻的比重更大，因此先前受到疫情制約的消費仍然在后三個季度有釋放場景，年內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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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是非均衡的，甚至是“縮表”式的

所以為什么會出現宏觀數據強于預期，但實際感受卻不盡如人意？可能問題就在與經濟修復的不全面、不均衡。最近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提出的一種說法，很能解釋這一現象。他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形成一種新的二元結構：其中一元叫國計，另一元叫民生。

其中，國計的部分包括解決卡脖子的高科技和高端制造業、出口產品中升級的高端部分、專精特新、軍工及政府部門等；另一元是民生部分，則是那些與我們日常衣食住行相聯系的部分。在經濟修復的時候，資金與資源，流向了國計部分，自然我們每個人很難感受到這種非均衡的修復。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M2的增速維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但物價仍然維持不變。M2應的是基礎貨幣的派生效果，即M2=貨幣乘數*基礎貨幣。在同樣的基礎貨幣之下，更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往往對應著更高的理論貨幣供給。因此對于實體企業部門來說，M2是一個衡量理論信貸供給總量的指標，而社融反應的則是實體經濟的實際信貸需求。3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5.38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7079億元。

貸了款就需要投資，然而根據統計局的數據：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5.1%，且其中基礎設施投資+8.8%，但民間投資僅增長0.6%。也就是說，這些貨幣供給確確實實主要流向了所謂國計部門，而大多的中小企業主、求職者就會感受到收入減少、工作難找，進一步預期走弱。

而另一件使人擔憂的事是，非均衡的經濟修復大概率對應著居民部門的“縮表”。這一經濟過程和日本的經驗十分相似。在90年代泡沫經濟末期，每一個日本居民都堅信日本的房價永遠不會下跌，自己也永遠不會失業，因此大舉貸款買房，甚至消費或投入子女教育；每一家日本企業也都認為日本未來的發展前景無限光明，因此貸款走向業務擴展。

然而之后由于種種原因，資產泡沫破裂了，而債務卻是剛性的。企業與居民只能縮減開支，用賺來的錢來償還債務，來修復資產負債表。這就是辜朝明提出的日本式資產負債表衰退。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中，一個經濟體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點主要是私營部門行為的改變。由于一些情況，比如經濟持續下行導致預期改變等等，私營部門傾向于儲蓄與償還債務，而不是支出，導致最終消費與民間投資雙雙下滑，從而制約經濟的長期增長。如果考慮到和居民部門相關的萎靡的房地產、和私營企業部門相關的低迷的信貸需求、和地方政府難以化解的高杠桿，似乎日本的當時和我們的今天，境遇也并沒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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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過熱容易解決，而“縮表”并不好解決

無論是美國的大蕭條還是日本的泡沫經濟看，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過熱容易解決，但是“縮表”并不好解決。因為資產負債表的衰退往往意味著經濟預期的大幅走弱，通縮在這一過程中會是一種常態。

然而我們當前的宏觀調控方式，似乎難以帶動經濟走出這個循環。在貨幣政策端，央行放出的水，傳不到民間部門；在財政政策端，發債投資基建，似乎只是一種繼續積累過剩產能的方式。到最后，錢印出來了，但是預期差了，最終沒法流向民生，代表著居民消費力的CPI、代表著工業生產企業景氣度的PPI都陷入了低迷，通縮也就產生了。

啟動內需是一個看似無比正確的選擇，但從長期來看是需要一系列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改善一次分配制度，向居民端傾斜。中國市場大、韌性強。但這一次，中國經濟就像一個在長坡前的雪球，需要一個第一驅動力，一個“入世”這樣量級的驅動力，才能滾得起來。這一驅動力在哪里？這恐怕是我們真正需要探討的問題。

（管清友為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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