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昂首邁入新時代之際，中國新詩也走過了百年歷程。

“百年間，中國新詩深刻介入歷史與現實，在巨大社會變革中描繪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塑造中國人新的審美感覺，凝聚中國人的精神。中國新詩在時代的變化中變化，在人民的創造中創造，始終貼合著時代與人民的需求。”日前，在由詩刊社、中國詩歌網主辦的第二屆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吉狄馬加如是說。

“詩歌應該成為大眾文學，而不是小眾文學。”論壇主持人、《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認為，現在，詩歌讀者群、新的詩歌傳播渠道和相當數量的寫作群體已經有了，但我們還需要呼喚偉大的當代詩歌的出現，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生長、活力，實績。”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何言宏這樣概括新時代以來的新詩。他認為，近些年來，中國詩人、詩歌批評家、編輯出版家、詩歌翻譯家和大眾，共同促成了一個新的“詩歌時代”。

這些年，我國詩歌創作明顯回暖，各種創作和活動十分活躍，但是好作品仍然比較少。目前，我國參與詩歌創作的人數眾多，各地詩歌團體越來越多，詩歌藝術樣式更加多樣，傳播方式更加豐富，大眾媒體積極介入，擴大了詩歌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新詩創作中“有數量、缺質量”的問題也很明顯。深刻反映時代變化、基調明亮、能量充足、人們喜愛的精品仍然比較少，尤其缺乏現象級好詩。一些詩歌在藝術審美取向上情趣低下、基調灰暗、正能量缺失，這些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從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

眾所周知，中國新詩是在向外國詩歌的學習中成長、發展起來的。《揚子晚報》“詩風”詩刊主編、詩人龔學明認為，不少青年詩人沉浸于翻譯而來的外國詩歌中，而無視有著豐富養分的中國傳統詩詞文化。一些有見識的詩人，在經歷多年對國內外詩歌的解讀、剖析，經過艱苦的創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將目光投向中國傳統詩歌文化。

《解放軍報》文化部主任、詩人劉笑偉認為，軍旅詩人在學習古典詩歌方面具有天然優長。在歷史長河里，邊塞詩人留下了無數令人蕩氣回腸的詩句，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和獨特的美學品格。軍旅詩的優勢是國家情懷、正大氣象和鐵血品格。軍旅詩人一定要發揮軍旅詩的優勢，放眼時代、壯大格局，要有“大視野、大情感、大氣派”，在新時代形成自己的新氣象，發出自己洪亮而獨特的聲音。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彥認為，學習古代詩話是通達古代詩人心靈的一條捷徑。通過閱讀古代詩話，可以感知漢語的溫度、濕度、濃與淡、輕與重、動和靜、啞與響，知曉煉字之妙。在以西方詩人為師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自豪地以中國古人為師。

咀嚼生活 擁抱時代

直面現實是新詩寶貴的品質。在民族危亡和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都涌現出代表性詩人和里程碑式的詩篇。五四時期，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發、馮至等人的作品，領風氣之先。抗戰時期，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艾青的《我愛這土地》、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還有田間、李季等一大批詩人的作品，歌頌了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百折不撓的精神。新中國成立后，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公劉等人的作品，充滿著喜悅浪漫情懷。改革開放后，牛漢、綠原等老詩人，以及舒婷、北島等青年詩人的作品，呈現出開放的中國青春煥發的氣象。

有人認為，當前的詩歌創作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期。詩歌刊物、詩人及其作品的數量，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平臺，以更加包容的姿態降低了詩歌作者進入的門檻。詩歌創作由此進入迸發期，但也呈現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狀態。

揚州大學教授羅小鳳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義”等詩歌理念的鼓動下，詩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嚴肅性被徹底消解，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寫作”等傾向。中國新詩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內容上的“輕”;其次是詩歌的美學倫理放逐后，詩歌藝術上的“平”;還有就是詩歌語言“白話化”所帶來的韻律美感的“蒼白”。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羅振亞認為，“如今，不少詩人過于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與品味，沒有考慮將自我的觸須向外延伸，以接通自我與社會、時代的聯系，可能寄寓大悲憫的題材被他們輕而易舉地懸置，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無聊瑣屑的世俗吟唱無限蔓延，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自然也就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

“要完成新史詩創作的重任，需要詩人們對新時代的本質特征有真實的認知。”《詩歌月刊》主編李云認為，詩人們要有“刮骨療毒”的決心和勇氣，剖析詩歌創作中的流俗病灶，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詩人既心存高遠，又腳踏實地，從小悲哀、小感動、小情緒、小歡喜和沉溺于語言內部煉金術的小伎倆中走出來，樹立大格局、大抱負。

“詩歌是在咀嚼生活的過程中，被生活咀嚼出來的思想和藝術產品。詩歌要無愧于新時代，就要大膽地擁抱新時代。”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詩人車延高說。

重建詩歌與民眾的聯系

“今天，我們應該反思新時期詩歌‘精英化’所帶來的弊端，將詩歌從文化精英的壟斷中解放出來，重新在詩歌與民眾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系。”評論家、《文藝報》新聞部主任李云雷說。

“詩人要真正扎根大地，為時代擊鼓，為前行吶喊，寫出新時代的詩作來。”詩人吳少東認為，新時代詩歌需要新意韻。很多詩人依然在寫情緒，而不是寫情懷;依然在寫格調，而不是寫格局;依然在寫文字游戲似的語言，而不去寫時代與社會的變遷之美、自然與生態和諧之美、人類與信念的真善之美。我們要努力實現“小眾”的最大化——寫反映時代特質與“大眾”心聲的詩，和能夠引起更多人共鳴的詩。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詩人閻安則不完全同意詩歌大眾化的觀點。他認為，衡量詩歌、批評詩歌是非常有難度的。詩歌的寫作和鑒賞都是需要專業知識和一定素養的。他同時認為，詩人可以在大眾化方面努力，在密切現代漢語與生活的關系方面努力。詩人李瑾認為，詩歌一方面“可以簡單地說為美的有韻律的創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現實責任，“詩歌寫作有足夠的能力進入各種生活”。現代詩歌無非是在這兩個方面尋找平衡點，這是它的尊嚴和力量所在。

從程序化寫作回到“人”本位

近年來，詩歌發展呈現出一片繁盛熱鬧的局面。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青年評論家李壯認為，這與新媒體傳播平臺跟詩歌的結合密不可分。新媒體的發展，對詩歌在普及和遮蔽這兩方面的效應同樣明顯。我們必須讓那些真正代表當下詩歌水平的作品和觀點，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體時代發出自己的聲音。

人工智能寫詩是當今科技發展最新成果之一，它促使人們反思詩歌何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評論家楊慶祥認為，人工智能創作詩歌是一種無法對位的程序化寫作。而詩歌與詩人內在的沖動和情緒，與詩人的遭遇和命運都密切相關。我們要從五四新詩傳統里汲取營養，從當下自動化、程序化的寫作回到“人”的本位，這樣才能寫出和人工智能有所區別的詩來。

《華西都市報》常務副總編、詩人趙曉夢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詩人應該保持內心的安靜，保持獨立思考和對生活的耐心。

“詩歌通過網絡得到了更廣泛傳播，更多的新生代詩人通過網絡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詩歌才華在極短時間內得到大眾的承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詩人湯養宗認為，許多年輕的詩人，沒有他們的前輩默默奮斗甚至才華被長期埋沒的經歷，這給一些詩歌新秀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詩歌本來就是輕而易舉的，從而忽視了詩歌創作所需的須經長期艱苦磨礪才能獲得的內功。

新時代，百年新詩再出發，應該走向更遠方。“對時代的描摹和正面觀照，不是報告文學作家們的專利和小說家們的事業。”文匯報副總編輯、詩人繆克構說：“詩人們觸覺敏銳，應該努力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用詩的方式對時代和社會進行精到而獨特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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