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和法國老主顧已認識十年，海英還是只會說“Bonjour”這一句法語，而對方也只會說“你好”和“謝謝”兩句中文。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兩人靠著比劃手勢交流了十年，有了微信翻譯后，她們的話才多了一點。但這不妨礙兩人視頻連線、共度生日，互道節日問候。

1997年，海英就在上海外倉橋街賣衣裳輔料（拉鏈、紐扣、里布）。家里的廂房稍加改造，往前延伸一點，就支起一片地攤。

來滬的中外賓客口中，曾流傳這樣一句話：“法國的設計，英國的面料，上海的做工”，說的便是上海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和它的前身董家渡布料市場。

鮮為人知的是，在不少老商家口中，外倉橋街曾經也有一個熱鬧的布料市場，是上海老城廂里做衣裳有名的去處。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這些市場逐漸開始世界聞名。

選布、量體、裁衣，一氣呵成。旗袍、西裝、大衣，是如今的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的主要產業。一件訂制的上好西裝，價格從一千到上萬不等。

市場火了，網紅們來這里拍照，做衣服，也涌入越來越多新入行的店家。當年在外倉橋街和董家渡的布販與裁縫，很多都已不在上海。

二十六年過去，海英的生意從地攤到門面，又輾轉挪去了倉庫，如今店鋪名為“海英服裝輔料”。2023年，倉庫搬到了黃浦區海潮路，與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隔著幾條馬路。

許多老主顧找不到地方，海英賺得沒有以前多了，但她依舊堅持著。疫情緩解后，她期待有著十年之交的法國老主顧能再來中國。這一次，海英要親自去機場接她。

外倉橋“布料一條街”

海英第一次來到外倉橋街，是1994年，她17歲，來到上海成了董家渡石庫門里“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位。她住一樓的廂房里，一棟樓里都是上海人。

周邊的紹興人、湖州人、金華人、溫嶺人慢慢開始做起布料生意。住的年月久了，為了招待本地客人，他們也學起了上海話，腔調各不相同。

十六鋪碼頭下來，沿岸向南走，就能到外倉橋街。從前，北至王家碼頭路，南至董家渡路，這里貫穿起東西兩側的弄堂，俯瞰下去，如同一截不規整的魚骨。

當年的“布料一條街”就在這里漸漸形成。

海英記得，最初想做布料生意，是因為“鄰居都在擺地攤，做得還可以”，她也興起了擺地攤的念頭。廂房靠近一樓正門，往外延伸一點，就是一片地攤。屋里做倉庫，放一張床，就地打理。里外有了照應，地攤就開張了。

沒過幾年，海英的女兒出生了。那時生意剛剛起來，她去城隍廟，一手抱著女兒，一手揀貨。城隍廟是賣衣裳輔料的——拉鏈、扣子、里布，她覺得這里進貨快，成本低，容易上手。

一開始，布販子見海英是新來的，給的批發價都比別人高一點。什么衣裳配什么料，她也不清楚，只學著別人的樣子，講價、還價，到手卻總是賣不出去。

第二年，她也萌生過做布匹生意的念頭。上世紀90年代后期，布料進貨一般要去浙江金華。她隨著鄰居，晚上十一點多的綠皮火車從上海出發，一趟近六個小時。到了金華后，他們要呆上四天——挑布料、講價、吃飯、定價。但她不行，“因為女兒要喝奶了”。第二天中午一點，她就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車。

從此，海英就安心做起了“投入小，進貨快”的輔料生意。在城隍廟布販子這兒“交了一年的學費”后，她也熟練了。兩只凳子，架起一張木板，上面擺著一格格紐扣；一簇簇拉鏈扎緊系在架子上；里布壘起，五顏六色的，旁邊還掛著幫外貿商甩賣的大衣。遠遠望去，她家是萬紫千紅布料市場中的一員。

海英從外貿商手里拿貨，大衣只賣一個成本價。“外面商場里幾千塊的，在我這兩三百塊錢就買得到的。”她說，布料攤子前也熱鬧，顧客來了，選好布料，被帶去弄堂里的裁縫家，量體裁衣，報價就是從選布到成衣一整套的價錢。由于裁縫手藝好，布料經穿，這里的回頭客眾多。

1999年起，海英和鄰居們的地攤生意逐漸紅火。那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幾年，也是外倉橋街最熱鬧的日子。

七十二家房客的衣服晾在外面，樓下的椅子從門口排開去，家就延伸到了弄堂口。沒有生意的時候，大家一起聊天、打牌，誰家有急事，就互相幫襯著看店。每逢飯點，海英家里支開一張桌子，七八家鄰居就來了。“像我比較開朗。（中午）12點他們都會到我家去吃。還有，我女兒比較好玩，吃飯很爽氣，他們都喜歡看著她。老鄰居關系很好的。”

海英只會燒簡單的家常菜，拿手菜是西紅柿炒蛋、青椒肉絲。隔壁鄰居做菜好吃，有時也會來她家里燒菜招待大家。菜和酒是幾家輪番帶的，誰前幾天剛回老家，也會帶來當地的特產。每天早上六點起，她做好一家的飯菜、收拾家務后，八點左右地攤開張，一直擺到晚上十點，送貨、收攤。就這樣持續了十年。

2009年，海英的弟弟從外地來上海幫她，她的進貨地從城隍廟改為從外地工廠，拿到了和城隍廟商家一樣的“批發價”。相應地，她的商品銷售價格也低了一點。

跨越語言的友情

從小在外倉橋街長大的陸倩記得，家門口真正熱鬧起來，是在2001年。

那年中國加入WTO，越來越多人從世界涌入上海，外倉橋街一時間出現了大量的外國人。那時，董家渡路與外倉橋街兩個布料市場，一度是上海灘的傳奇。

2005年，陸家浜路399號建起了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外倉橋街與董家渡路的一部分攤位搬去了這里。

輕紡面料市場以旗袍與西裝的訂制為主，接待各國來客。他們常去的酒店、旅社開始出現“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的名片，這里成了來上海的“打卡地”。

海英還留在外倉橋街。南外灘面料市場早上九點開門，晚上六點關門，而她常常要忙到晚上十點，滿上海給客人們送貨。

為了跟外國顧客交流，她的鄰居們有的學起了簡單的英語，但海英始終沒能學會。多年來，外語她只會一句“Hello”，后來又和法國人學會了“Bonjour”。實在沒法交流時，她就請在國外念書的女兒和顧客視頻溝通。

一些熟悉的裁縫們還住在外倉橋街的弄堂里。有時，碰見裁縫訂幾百米里布的大單子，海英馬上就能送到。陸倩記得，小時候，她被“七拐八拐”帶去裁縫家。那是一幢石庫門的閣樓里，一對夫妻，兩臺縫紉機，兩個人埋頭趕工，身后一張床，一張桌子，房間里再放不下別的東西。

2012年，17歲的陸倩自己選布料，又去找那兩位裁縫做過一套小香風套裝。從選布、量身到成衣，一共兩百元，穿著很合身。2009年電視劇《蝸居》流行起來的時候，海英覺得女主（海藻）衣裳漂亮，也自己選布，找熟悉的裁縫做了一套，一直穿到現在。

2013年，海英家門口來了一位法國空嫂。她不會講中文，英語也不靈光。遇上同樣不會講英文的海英，只能打手勢交流。

她指了指紐扣，海英給她比劃了價錢；她又指了指身上的面料，比劃了一條裙子的樣子，海英就帶著她去找合適的裁縫，替她跟裁縫選面料。三個人對著一小摞樣布指來指去，最后做出來的裙子舒服又合身。空嫂想買中國的小飾品帶回去，海英就給她畫了從外倉橋街去城隍廟的地圖。

接下來的幾天，她常常來海英家里玩。因為她覺得海英“不會亂開價錢，是個本分人”。在上海待了三天后，她和海英道別，回法國了。

往后，每一年飛機落地上海，她都會來看海英。她一般在上海待三天，第一晚和最后一晚住在海英家。她給海英帶法國的葡萄酒，海英送她中國的茶葉。她們互相之間沒有固定的稱呼，只是見到對方說：“你好。”后來，海英學會說“Bonjour”，對方也學會了“你好”。

2015年夏天，她們見面的時候，空嫂的生日到了。晚上，海英做了一桌子的家常菜，悄悄給她訂了一個小蛋糕。晚上吃飯時，她們開了從法國帶來的紅酒，點上蠟燭，唱了中文的生日快樂歌。

“她很感動，回去以后，邀請法國的家人和我視頻。”海英道。2015年秋，在女兒和空嫂溝通下，對方下載了微信。從此，借助翻譯軟件，她們之間的話多了一些，但依舊還是習慣性地先打手勢。每逢圣誕、中國農歷新年，空嫂都發來她的祝福。

“我在香港，離你很近”

每次送空嫂走的時候，海英都很舍不得。“她怕再來找不到我，但是我跟她溝通很難的，因為我說搬了新地方，我會告訴她的。她很難理解動遷這件事。”海英答應她，等她再來的時候，發微信或者打電話給她，海英就去機場接她。

2017年，外倉橋街動遷，海英搬到數百米之外一家沿街店面，房租價格不菲。2023年，為節約成本，她又將店鋪轉向了海潮路一間地下倉庫，與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幾條馬路之隔。

海英將店面轉到黃浦區海潮路的一間地下倉庫。

海英做的是“回頭客生意”。除了那位法國老主顧，還有一位愛爾蘭人常常光顧。他在國際上做時裝生意。從前，他每周親自來拿貨。如今生意做大了，忙不過來，改為海英每月從倉庫給他發一次快遞。

但轉為地下倉庫后，海英就無法再順帶賣外貿大衣了，“從前在自己家，我不用付房租，賣的比較便宜。還有，我門口擺地攤呢，人家家里面需要縫縫補補的，買的也比較多。我現在搬到倉庫，要付房租，地方又小，好多東西擺不出來了，又找不到其他地方。這個是影響比較大的。”不過，雖然賺得比以前少了，但“因為熟悉，還是有的賺”，她依舊堅持著這一行。

這些年來，過去的鄰居也散落四方，大部分都不再做生意了。他們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幫兒女看孩子，也有的去了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

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的經營模式，與過去的外倉橋街沒有大的不同，只是越來越多裁縫不滿足于在閣樓里做衣裳，自己與布販子合作，當起了老板。店鋪開張，供客人挑選布料，現場量身，記下客人的尺寸，再發給工廠里的裁縫做。

工廠大都在面料市場后幾條弄堂處，訂制一套西服大約要等一周到兩周，制作過程也從純手工改為了機器。

“當然顧客要求手工，我們還是可以做，只是價格就很貴了。”市場的老裁縫陳師傅道。外國人喜歡他的店，因為他們奉行的理念是“不買名牌，質量比名牌還好”。因為價格合適，曾有在中國留學的美國人到他這里批發衣服，再賣給美國老鄉。如今，學生回了美國，依舊做著這一行當。回國前，他和陳師傅學了基本的手藝，替當地人量身，再把尺寸發給陳師傅的裁縫工廠做。每個月，陳師傅都會給他發國際快遞。

2022年，南外灘輕紡面料市場突然在社交平臺上爆火，許多網紅來這里打卡，甚至隨之推出了“南外灘面料市場周邊美食地圖”。

陳師傅感嘆，如今這里“真正的裁縫”已逐步減少，不能和往昔比。有的店面幾經轉手，請網紅拍照，在平臺宣傳，做出的衣服沒有了當年的樣子。

雖然賺得比從前少了，但有弟弟的幫襯，海英倒比從前輕松了一些。每天九點鐘到倉庫時，弟弟已經在了。而晚上八點，她就可以關門去送貨了。2023年，疫情緩和，她等待著好久不見的法國朋友歸來。

2020年，飛機落到香港時，空嫂發來微信視頻，告訴她：“上海來不了了，我在香港，離你很近。”海英看著翻譯轉錄的話，背后的維多利亞港燈火通明。末了，空嫂說疫情過去后再來上海看她。

“等她來了，我去機場接她過來。”海英道，就像之前承諾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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