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發表一篇論文，從教33年的南京林業大學老師蔣華松，評上了教授。

這并非個例。日前，江蘇不少高校出臺了職稱評審新政策：在對“教學專長型”老師進行職稱評聘時，不再以發表論文數量作為考核內容，而是將教學業績取代科研業績，重點考查其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的成績。

為何要改變多年一貫的職稱評定政策?怎么保證評判的公正性?好政策如何一以貫之執行到底?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高校教學邊緣化，“教得好不如寫得好”

“很榮幸，之前從沒想到過。”今年54歲、從教三十余載的蔣華松，近日，憑著教學的硬實力，成為南京林業大學第一位“教學專長型”教授。

在相距南京250多公里的南通大學，相似的情形也在這里“上演”：1990年10月出生的葛明政，2018年一進校工作就能享受校聘教授的待遇。在今年的職稱評審中，他更是直接被評審為教授，跨越了任職年限的“門檻”。

類似南京林業大學和南通大學這樣的學校，在江蘇不下10所，在全國不下百所。他們一改過去做法，不再單純地以論文數量為“英雄”，教師的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的成績也成為重點考察內容。

“獲評講師的必備條件是在核心期刊上發表本專業論文4篇以上、副教授7篇以上、教授8篇以上……”這是某知名高校在其官網上發布的教師職稱評審規定，也是多年來高校評職稱存在的痼疾。

“不是老師不夠轉正資格，而是他們突出的教學成績在原有的職稱評價體系中并沒有太多優勢。”一位專家這樣表示。如今，大學校園內“教得好不如寫得好”的風氣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許多高校開始轉變觀念，改變教授評審政策，讓更多“教得好”的教師被發現和認可。

什么是“教得好”，如何一以貫之

在南京林業大學新政出臺之前，“教得好”只是口碑，那么，具體什么是“教得好”?標準是什么?由誰制定?如何評估?怎樣才能更加客觀公正?

2019年年初，由南京林業大學人事處牽頭，為“潛心教學、因材施教、教學效果好”的教學專長型老師“量身”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根據評價標準，首先是要“形成有特色、效果好的主講課程教學風格”，其次是要“深受學生歡迎”，最后再結合教師的教學工作量、教研教改成果、教學獎項等工作實績進行綜合考量。

類似的做法在南通大學也得到了體現。2018年，該校出臺的《南通大學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聘辦法(試行)》，提出在教書育人一線的教師，如果開發了國家級在線開放課程、精品課程等高水平的教學資源，都可以通過認定評審渠道申報高級職稱。

“兩所高校的做法具有可借鑒性。各有所長，各自都有可取之處，但是關鍵在于這個標準是否客觀、細化。”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強調：“教得好要有共同標準，而不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應該在實踐中多摸索、多總結。”

此外，有專家還提出這樣的擔憂：職稱評審的改革今年有了，明年還能不能有?下一屆班子能不能落實，長期堅持下去?如果高校整體的方向都向著教學傾斜，那么科研勢必會變弱，科研和教學怎樣才能兼顧?

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黨委副書記王健認為，職稱改革不能搞絕對化，要因人而異。同時，要切忌因為“教得好比寫得好”成為熱點，就一窩蜂教書，失去了教書育人的本能和學校的本質。

教研需相長，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教得好需有客觀標準，寫得好要能派上用場。”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說。

毋庸置疑，職稱評審改革只有通過頂層設計，才能做到個案普及。因此，高校必須拓寬、提升教學科研評價方式方法，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為教師升等晉級提供多元化考評體系。

如今，高校在打破“唯論文是舉”的標準后，該如何確立公正、科學的評價標準?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胡敏強說：“高校應該改變科研評價導向，改變教師在項目申請和文章發表方面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對各類崗位、各類級別的職稱評審做出質量要求，取消職稱評審中的科研評價化標準，通過正常調整鼓勵教師潛心研究、長期積累。”此外，他還強調，高校應該在國內同行專家評價的基礎上探索實施職稱評審國外同行評價，建立具有國際認可度的職稱評審體系。

“教師教學數量與質量的考評應當受到重視，還要拓寬教學評價體系，構建以學生評教為主、專家評教為輔的教學評價體系，從而客觀、公正、全面地評價教師的教學效果。”現任江蘇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丁曉昌表示，“只有通過教學效果評價政策導向，引導教師重視教學、關愛學生，才能將人才培養的中心任務落實到實處。”

眼下，職稱評審改革是大勢所趨，江蘇多所高校如南京理工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通大學等都正在試行職稱評審改革，但評審標準尚未真正細化，職稱評審改革的頂層設計顯然迫在眉睫。(記者 鄭晉鳴 通訊員 許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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