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遺忘孩子致死案，多輕判緩刑不可取

一點說法

最近一些年來，校車遺忘致死案一再發生，至少說明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出了問題，就有必要加大懲罰力度，而不是動輒判處緩刑。這也是刑事政策使然。

追究法律責任是預防悲劇重要手段

5月23日，湖北省通城縣一名3歲女童被遺忘在校車后死亡;5月30日，海南省萬寧市一名4歲半男童被遺忘在校車內，失去了生命。媒體梳理發現，最近三年里，全國至少發生了12起幼兒被遺忘在校車致死案例，其直接責任人多被判緩刑，因監督不力被指犯玩忽職守罪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則多因犯罪情節輕微，免于刑事處罰。

針對這樣的處罰結果，有人論證認為，這樣判罰并不存在故意包庇或者判刑過輕。孩子被遺忘在校車上死亡，如果沒證據證明是故意，就可以確定為過失致死。在刑法上，過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是三到七年，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可以適用緩刑。如果覺得量刑過輕，應該在刑事立法的層面加以考慮。

該觀點還認為，校車司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如果單在刑事立法上針對這一責任主體量刑加重，可能會讓這一行業的從業人員在心理上產生委屈感，更多人不愿意投入到這個行業中。因此，與其加重刑罰，更重要的是加強培訓和監管。

誠然，炎炎夏日造成兒童在乘坐校車時被遺忘致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肇事者無疑是校車所在單位和校車司機或隨車管理人員。一般說來，校車不會很大，只要下車時在車上稍作察看，就會發現遺落的兒童。退一步說，即使到了教室，老師檢查到校的孩子人數，也還有機會發現遺忘者，短時間內也不會導致兒童因悶熱致死。正是因為管理者這樣的疏忽再疏忽，才釀成一個又一個的悲劇。

針對如此令人心痛的悲劇，多管齊下，加強預防固然非常重要。然而，無論是建立健全制度，還是加強培訓、嚴格監管，都不能代替依法追責。而且，追究法律責任本身就是預防悲劇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可以從輕”并非“一定從輕”

的確，這類案件一般不是故意犯罪，根據《刑法》規定，過失致人死亡的，應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部分上述案件來看，被告人均存在“自首”等從寬處罰的情節，似乎有理由被判處緩刑。

然而，根據《刑法》規定，判處緩刑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而如何評價相關失職人員屬于“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以及“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呢?對此，不僅要考慮危害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還要考察其主觀惡性程度。

此外，對這類高發型嚴重危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權益的案件，還不可忽視刑事政策和社會輿論的考量。至于說對于自首的涉罪人員，《刑法》的規定也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并非一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事實上，早在2012年4月，國務院就發布實施了《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其中，第三十九條明確規定，隨車照管人員應當清點乘車學生人數，核實學生下車人數，確認乘車學生已經全部離車后本人方可離車。如此簡單的清點檢查工作，隨車人員卻做不到，系典型的不作為。這反映出相關單位和人員輕視孩子們的生命，缺少對生命的起碼尊重。說嚴重一點，是“把別人的孩子不當回事”。

從刑罰的功能來看，對犯罪人予以刑罰處罰，既在于特殊預防，也在于一般預防。即使可以預測犯罪人本人今后不會再出事，但還要考慮對于下一個可能出事的單位，是否能起到足夠的警示預防作用。而最近一些年來，校車遺忘致死案一再發生，至少說明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還沒喚起很多人的警覺性。鑒于此，有必要加大懲罰力度，而不是動輒判處緩刑。這也是刑事政策使然。

《刑法》的適用不可以只是浮在條文的表面，看起來不背離法條即可，司法裁判必須理解規范的本質所在，尊重案件背后的社會現實問題，否則，這也是搞司法形式主義，不可取。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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