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政策下發，不少從業者開始謀求轉型、尋找新的投資方向，將目光轉向了0-3歲托育軌道上。

“我計劃2019年開設100家托育中心。”今年3月，一名幼教行業投資人趙騰(化名)在北京開設的第一家托育中心落地北五環，在一個小區外緣的底商位置，可以容納和照護15名0-3歲的嬰幼兒。趙騰瞄準了托育這個行業，他告訴記者：“等到明年就晚了。”

政策頻頻釋放利好信號。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此外，上海、湖北、廣州等多地相關政策也陸續出臺。

但目前行業發展仍面臨問題。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小玫曾表示，目前育幼領域仍存在標準體系不健全、服務監管不規范等問題。

3月29日，國家衛健委發布聲明稱，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設置標準和管理規范。

0-3歲的嬰幼兒托育行業正逐漸站上風口。“托育”為什么在2019年初突然火爆?這真的是一門“好生意”嗎?市場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政策加持、資本看好托育站上風口

2019年以來，“托育”這個概念高頻次出現在人們視野中。

2月，國家發改委等18部門出臺方案，將增加托育服務有效供給納入行動任務;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3月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連維良表示，要加快支持建設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務機構……政策紅利讓托育獲得大量關注，至今熱度不減。

記者了解到，與幼兒園帶孩子認知世界不同，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不鼓勵太多課程，主要是照護和啟蒙：吃穿、說話、生活技能和習慣養成等等。目前市場上的托育中心也有高端、普惠之分，市場價格差異很大，從每月3000元到每月20000元不等。

也有人將“托育”稱之為“幼托”“日托”，還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叫法——托兒所。

實際上，上個世紀的中國曾經歷“托兒所”時代。

攜程創始人梁建章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國為什么缺少托兒所》中提及這段歷史：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服務在中國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開辦了托兒所，員工在上班時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全面廢止，大量單位辦的托兒所在改制中被裁減。加之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出生人口數量銳減，降低了托兒需求，“托兒所”基本從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如今，生育政策和社會觀念的改變，對“托兒所”的需求又重新出現。

實際上，文章開頭提到的趙騰入局托育行業的時間并不算早。四年前，北京艾荷美國際日托創始人趙彬彬苦于孩子無法得到專業照顧，索性自己引進了美國成熟的日托體系，成立了一家托育中心。她能感覺到，2017年托育市場就開始升溫，有不少大規模的加盟運營;2018年更甚，基本上一個月就出現幾家新托育中心。

而上海作為托育試點的前沿，2018年4月起出臺了多個文件鼓勵和規范托育市場。短短一年時間，上海市已新設托育機構百余家，預計2019年還將新增50個托育點。

據i-EDU智庫數據顯示，2018年托育賽道獲得融資9起，融資總金額超3億元人民幣。

多位從業者告訴記者，托育在2019年初集中爆發，最直接的原因是與幼兒園行業發展受政策限制有關。

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2019年2月，新政策要求小區配套幼兒園不得辦成營利性幼兒園……

政策變動之下，很多從業者開始謀求轉型、尋找新的投資方向，將目光轉向了0-3歲托育軌道上。“目前這一領域，大部分城市都沒出細則，監管幾乎是空白狀態，在很多人看來正是進入市場的好時機。”北京樂陪托育中心CEO張弛表示。

托育需求強烈但市場仍需被教育

“身邊很多家長，孩子一歲多就送去托管了。”80后家長邢歡(化名)的孩子兩歲了，家里老人身體不好無法幫忙照料，她在托管和請保姆之間猶豫。“托管比阿姨好的地方在于，可以給孩子提供社交的機會。兩歲多的小孩需要社交。”

像邢歡這樣苦于孩子無人照看的家長越來越多。尤其在國家二胎政策放開之后，這一需求就更加明顯。“生完以后孩子誰來帶?其實市場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趙彬彬說道。

這一判斷確實存在原因。張弛認為，目前0到3歲孩子的家長已經從80后逐漸過渡到90后，這些家長觀念和過去不同，希望孩子能夠得到更專業的照顧的同時，不希望讓孩子對自身職業發展造成限制;另一方面，在一線城市，托育中心最大的競爭對象——保姆價格飛漲，逐漸讓工薪階層難以承受，與托育中心相比，競爭力逐漸喪失。

早在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在北京、上海、廣州、沈陽等10個城市進行調查的數據就顯示，超過1/3的被調查對象表示有托育服務需求，其中家長對2-3歲幼兒托育的需求最為強烈。

托育市場雖然潛在需求巨大，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家庭都會將托育中心視為第一選擇。廣證恒生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行業報告曾指出：目前我國普遍存在隔代養育的習慣，對專業托育機構的認知度較低。

今年2月《新民晚報》的一篇報道指出，在托育先行地區上海，記者對全市多家開辦已有近半年的托育機構進行走訪后發現，“63家機構，春季開學后一半托額都空著。”專家對此表示，0-3歲的托育人群的個體差異很大，一對多的看護有較大的難度和不確定性。“進入托班后，孩子過的就是集體生活，和家中一對一甚至多對一的精細化看護存在差距。這種差別，讓部分家長接受不了，也讓部分孩子適應不了。”

上海地區一位不愿具名的托育行業從業者分析，由于文化認知慣性，托兒所消失二三十年，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幼兒園才是孩子們第一個需要邁入的全日制集體社會場所。甚至有很多家長不知道有托育機構的存在。

由此看來，托育行業市場仍需要被教育。

相比海外標準化、專業化的成熟運營服務體系，目前中國市場上的托育中心幾乎沒有專業獨立的培育體系。

極度缺乏專業師資及運營體系

“0-3歲托育領域在內地成熟的品牌和個案基本都沒有。”華南地區一名托育行業從業者邱成(化名)告訴記者。據悉，國內托育行業目前面臨的一個最普遍也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專業化的師資、技術模式和運營體系。

多位從業者告訴記者，相比海外標準化、專業化的成熟運營服務體系，目前中國市場上的托育中心幾乎沒有專業獨立的培育體系，大部分都是在幼兒園、早教、家政育嬰等既有模式上的延伸，以前兩個為主：一是高端幼兒園年齡段下沉做托育，一是早教中心結合課程提高空間使用效率做托育。

邱成表示，這種情況就容易導致過度強調課程和游戲活動對教育的影響。“而0-3歲其實更需要的是健康，以及以探索、熏陶為導向的陪伴和互動。”

0-3歲的孩子的確存在特殊性。趙彬彬稱，這些小朋友年齡比較小，發生風險的幾率會比較高。另外，張弛指出，幼童缺乏基本的識別能力、對抗能力和表達能力，需要老師通過觀察引導孩子。

這些都導致0-3歲孩子對師資的專業度要求更高。在邱成看來，目前國內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技能方面，尤其是在護理技術和醫療保健技術的普及上極度欠缺。

“國內專業的0-3歲托育老師數量很少。”趙彬彬稱，目前國內大部分幼師所學內容是針對3歲到6歲的幼兒園兒童群體。而面對較為特殊的嬰幼兒教育，這類師資很難保證專業度。

除專業度缺乏外，一些現實狀況也阻礙了這個行業的人才聚集和培養。張弛指出，托育中心沒有休假，同等工資下，老師們更愿意選擇去幼兒園等。“托育這個行業，工資低，永遠招不到好的老師，會直接影響到教育質量。”

作為試點地區的上海顯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上海市發布《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從業人員與幼兒園師資隊伍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鼓勵學校、社會培訓機構擴大托育行業從業人員培育體系，對從業人員的職前職后培養進行加強、且提供經費支持。

2018年3月底，上海開放大學響應政府號召，建立了總校、上海市公共安全教育學校、系統分校共同參與的培訓體系，根據上海開放大學培訓管理部部長王松華教授的公開說明，預計2019年可完成3000-4000人培訓。

盈利難題有待破解

政策鼓勵、投資人看好、市場需求旺盛，然而，從商業角度看，托育就真的是一門好生意嗎?不一定。

上海一家托育中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相同地段下，托育中心的盈利能力比幼兒園要差很多。

趙彬彬開辦的日托中心定位高端，全日托收費在每月10000元以上，但運營至今已是第四個年頭，目前仍未實現盈利。她告訴記者，除房租之外，最大成本在于師資，幼兒園的生師比一般在8∶1左右，而日托中心為了保證服務質量，一個老師很難照看這么多孩子。

此外，從業者們普遍反映的一個問題是，幼兒園的生源是相對固定的，而幼托不少是從18個月開始，還有一部分是從2.5歲開始，也就是說，不少在托時間僅有半年、一年，流動性很大，孩子要不斷畢業，那么就要不斷地推進招生。

并且，托育中心本身的生源范圍只能輻射到園所周邊一兩公里的距離，太遠了家長也不會考慮。

在試點區域上海的政策中，也實行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的分類管理。其中，公益性、普惠性托育機構將享受一定稅收、補貼優惠，但定價在每月3000元左右。這類托育中心的合理回報問題也在從業者的探討之中。

上海市一位普惠性托育中心從業者建議，在保證一定公益性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在非托育時間(工作日晚上及周末)與其他的商業模式(如早教和少兒體適能)等結合起來，為普惠性托育中心的運營提供可持續性。

市場亟待監管出臺

在已有成熟托育體系的西方國家，如丹麥、法國、美國等，均離不開政府對托育行業的財政支持和質量監管。

記者了解到在瑞典，由市政部門提供針對1-3歲兒童的托幼服務，并由瑞典國家教育署統一管理，托幼公共服務的經費約占國家教育經費的三分之一。相對而言，美國托育行業市場化運作程度較高，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就已經制定了國家層面或州層面的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如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兒童保育法》等，并以稅收返還等方式向家長提供補貼。

相比之下，國內0-3歲的托育服務市場，監管體系還很不完善。張弛認為，中國市場急需0-3的解決方案。“目前市面上機構良莠不齊，沒有保險、沒有應急救護、沒有風險評估、場地不合規、消防難達標、無菌無塵要求不達標……市場亟待監管。”

目前，上海、四川、湖北、廣東等地區陸續發布了托育政策。上海市是首個出臺詳細托育服務體系完善政策的地區，先后發布《關于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等多個文件，對機構規模、班級規模、課程內容、選址要求、建筑面積、功能要求、供餐要求等方面作出規范，例如規定“建筑面積不低于360平方米”“無死角監控”等。

上海市政府還將從人力財務、用地和房屋、政策支持等領域支持托育機構發展，但部分細則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完善與補充，如部分托育機構免增值稅、綜合獎補等措施，從業人員的持續培訓與相關補貼等。

多名從業人員均認為，國內的托育行業在未來幾年一定會有迅猛發展，“遍地開花”。但在趙彬彬看來，千萬不能因為資本的進入就盲目擴張，這樣會導致管理的疏漏和市場的混亂。張弛則認為，時間會解決供求關系。“比如一家托育中心出問題了，家長們就換一家，慢慢地用這種方式來淘汰和洗牌。”(記者 馮琪 記者 王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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