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湖南一高校“狠心”退學22人，打響“嚴進嚴出”第一槍》的新聞激發了社會強烈反響，《中國青年報》關于“混學”“混教”的系列報道和評論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高職院校普遍存在的種種“混”弊，引起了人們對于高職院校“寬進嚴出”“嚴進嚴出”“混學”“混教”乃至“混管”的廣泛討論和深入思考。

新聞發出后，高職教育“嚴進”的觀點曾一度盛行。然而，筆者認為，“嚴進”于高職教育實不可取。

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類型中，高職教育是與本科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類型，它與職業、崗位、市場緊密聯系，承擔著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任務。這就決定了高職教育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系統理論要求相對較低、技術技能要求較高的“兩低一高”的特點。

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走進高職院校，又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走出學校走上工作崗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職教育不僅在推動我國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人才支撐和創新引領作用，而且直接服務于民生，在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促進教育公平、維護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實行“嚴進”，將會把一大批尚未掌握一定勞動技能的年輕人推向市場，極大增加社會就業安置壓力，新增社會不穩定因素，這不僅會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事業前途造成極大困擾，而且對社會和諧穩定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從我國社會發展的需求來說，不僅需要一流的科學家、一流的工程師，也需要一流的技術工人。因此，高職教育不能實行與本科教育一樣的“嚴進”，“寬進”應當成為高職教育的必然選擇。

但是，高職教育“寬進”并不意味著“寬出”。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顯著上升，據教育部的最新統計，在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畢業生。但與之相錯位的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畢業后抱怨找不到工作，而數以萬計的企業單位卻也抱怨找不到合適的人才。排除研究型、實踐型大學的因素，高職院校不少學生“三三分”的表現是主要因素：一節課，三分之一的學生在睡覺;三分之一的學生在看手機;三分之一的學生在交頭接耳。長此以往，如何能掌握一技之長，成為企業、行業、產業所需要的人才?如何能發揮“民生工程”的保障作用，做到令學生滿意、令家長滿意、令社會滿意?

高職教育是直接面向職業崗位需求、行業產業需要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高等教育類型，培養的人才如果不能適應市場需求，將會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質量于高職教育，同樣是“生命線”般的存在。如此看來，“寬出”已到了不可不改、必須要改、肯定要改的地步，“嚴出”應當成為高職院校走可持續發展、內涵發展的必由之路，應當成為高職院校治理體系建設、教學診斷與評估最終的落腳點和抓手。

前一段時間，教育部提出對本科教育“合理增負”，跨出了本科教育“嚴出”的重要一步。作為與普通百姓生活關系最緊密的高職教育，人們也期待能夠像本科教育一樣“嚴”起來，提高競爭力，提升滿意度。

但是，競爭力和滿意度更多的不是從“嚴出”的結果而來，而是從“嚴管”的過程而來。高職教育的目標也是人人成才，“苔花如米小，也如牡丹開”，應把日常工作的重心放在嚴格的過程管理上，既關注他們的身心成長、價值取向、素質培養，推進建設三位一體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實施規范化人才培養在時間、空間、人員、內容上的全覆蓋，將規矩意識和素質教育貫徹于學習的全過程，也要時時跟進他們的表現和學業，加強預警，實行由淺至深、由小到大、由本人及家長的遞進式預警機制，發現品德、學業上的問題及時提醒、及時告知、及時處理，不搞一棍子打死，不簡單地把他們推向社會，真正培養“職業道德高尚、職業技能高超”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實現人人成才。

當然，高職院校要真正實現“寬進嚴出”，還需要有相應的制度配套予以保障。

從學校層面來說，首先，要科學制定與人才培養目標相一致、與職業特點相吻合的高職教育自身的評價標準與體系。高職教育培養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直接面向職場、崗位、工作過程，職業匹配度、崗位匹配度以及適應性要求更高，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快地適應崗位需求，從“生手”成為“熟手”，因此，“嚴”的評價標準和體系也應該與人才培養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萬萬不可“依葫蘆畫瓢”，照搬本科教育的一套，這樣既“畫虎不成反類犬”，還丟失了高職教育自身的特點，與人們期待與市場需求漸行漸遠。其次，要全面加強教學質量診斷改進，突出加強教學常規，完善教學質量標準體系，逐步推行全面的專業診斷評估和核心課程診斷評估，增強教學診改的技術支撐能力，從根本上改變部分教師“混教”的狀況。

從社會層面來說，有關方面還應從頂層設計予以考慮，比如在必修課程設置、學分制收費許可、重修收費標準等方面增加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如此，才能從體制、機制、政策、制度等方面推動高職教育朝人民滿意的教育方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作者系湖南安全技術職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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