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日，因不堪遭受同學長達兩個小時的侮辱毆打，重慶某技工學校學生范某從位于4樓的寢室跳下，摔成十級傷殘。事后，其父親將打她的6名學生及其家長、女兒所在學校告上法庭。日前，經重慶市第五中院判決，參與施暴的6名學生承擔七成責任、學校承擔兩成責任，范某承擔一成責任。

又是一起情節極其惡劣的校園暴力事件。據受害人披露，其僅僅因為告訴老師同學鄒某逃課，就招致鄒某及其他5名同學的百般折磨，扇耳光、用鞋底打頭、扒光衣服拍裸照……很難想象，如此暴力的舉動居然是一群高職女生所為。

從逃課、報復、侵凌，以及呼朋引伴群毆同學等一系列行為看，鄒姓女生的極端表現也恐非偶發，而是熟練的“技能”。面對如此強大的“暴力集團”，作為一個被恐懼挾持了的女孩，范某其實并沒有太多的選擇。

我們一貫說，有人欺負你，你可以選擇告訴老師，也可以報警。但實事求是地講，在特定的情境下，一個還未成年的女生，到底有沒有勇氣與霸道的同學對抗到底，也因人而異，很難一概而論。能夠選擇“自力救濟”，固然可以免于遭受更大的傷害，但這并不表明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勇氣。

跳樓自殘的極端行為固然不可取，也是對生命的不負責任，但也應該看到，在此事中，范某已經走投無路。當然，理解范某的處境也并不意味著贊同她的舉動。一個人的漫長人生路，在遇到各種挫折乃至屈辱時，如何走出困境，活出一個自我，需要絕大的堅忍。而與此同時，外部世界也完全有責任、有義務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安全、可預期的成長環境。

遺憾的是，在此事件中，我們絲毫看不到學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制度：學生隨便逃課，沒有人管，最后還得讓說實話的同學承擔后果;一群學生在宿舍打人，且長達兩個多小時無人察覺，或者有人察覺也無人理睬;學生跳樓了，也不見學校有任何致歉的表示。

判決書稱，范某“在面對鄒某等人施加的暴力行為時，本應當通過報告老師或者報案的方式，將自己解救出危險狀態，而不是任由欺凌者肆意妄為”。這樣的表述雖合情合理，但未免太過理想化。當一群人在欺凌一個人時，這個人是否能有足夠的理智與能力去報告老師、去報警?當一個學校的秩序淪陷，壞學生可以肆無忌憚欺凌她人時，一個柔弱的學生又如何“將自己解救出危險狀態”?

事實上，類似校園霸凌事件，很多都發生在職業學校。這并非帶著歧視的因素，而是從側面表明了，職業學校在管理上確實存在嚴重的失序。這種失序，不僅表現在師生之間存在疏離，而且同學之間的關系也十分淡薄。

然而，我們不能再縱容類似的行為在校園中堂而皇之地發生。學校應該是一個最能體現平等、公正、友好等公共價值的所在，每一個學生都應該有著無限的可延展性，都應該在這里享受到最起碼的公平，而不是被隨意欺凌。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當然責無旁貸，一個學生被凌辱，我們不應該指責她不夠堅強，而是應該追問，學校為什么沒能給予她足夠的保護。其次，司法也有必要通過事后懲戒，給受害學生一個說法，給社會一個交代。法律介入，也是一種必要的社會教育，可以幫助學生觸摸到行為的邊界時有所忌憚。

一再爆發的校園霸凌事件，讓人憤怒，也讓人無奈。校園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不僅關系到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所系，不能一再挑戰公眾的認知底線了。

標簽： 校園 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