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產古裝劇在服道化上越來越精致，劇中人所戴佩飾也成為一大看點。比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里盛明蘭的發簪、《長安十二時辰》里對情節推進有關鍵作用的金魚袋、《長歌行》中李樂嫣的壓襟等，不僅每每引發網友的“科普”熱潮，還催生了市面上不少“某某同款”。

隨身佩飾之美，最能引起我們對生活與紅塵的眷戀。無論是貼身佩戴的舊時相識，還是流年偶遇的驚鴻一瞥，那種器以載道的寧靜與豐足，帶著歲月靜好的怡然與安穩，讓人在喧囂的俗世中安下心來。小小的佩飾之上，充盈著平淡的日常與從容舊時光的沉淀。

中國迄今最原始的佩飾可追溯至“山頂洞人”時期。原始時期的佩飾尤以項飾和腰飾為主，很大程度上以人體性征區域為重點，用以人體美化、自我炫示以及吸引異性，并帶著巫術祈禱的概念。他們將動物的毛皮、牙齒、骨骼穿戴在男性身上以求收獲與平安;將植物的果實或種子串掛在母性身上以祈求子孫繁衍昌盛。在歐洲也有原始的佩飾被發現。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西方考古學家在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克里特島發現了指環、飾針等飾物。在米諾斯壁畫中也出現有貴婦以發帶束額，長長的幾縷頭發則用念珠和寶石穿起并擰成發絡，既美觀又實用，顯現出精致、寧靜與平衡之美。

佩飾乃隨身或貼身之物，也成為有情人之間的信物。睹物思人，只盼朝暮伴君，相期終始。《詩經·鄭風》中有“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觽之屬也。”表明之前的佩飾常以琳瑯滿目的組佩形式出現，有情人分開之時，“解佩分袂”，只待不日重逢。西漢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中，鄭交甫與江妃二女分開時“請子之佩”，二女便解下玉佩給他，“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回頭間卻如夢幻泡影。

更多的古代佩飾兼實用功能，伴隨著日升月落的每一天，合心稱手，宛如舊人。

【簪釵與耳挖】

用以束盤長發的簪釵，常與鮮花為伴，其中有種耳挖形發簪，既用來簪發美發，閑時又可挖耳自娛，還能防身應急，顯示出古人可愛而實用的生活美學;男性發簪更加一物多用，遇到特殊情況，還能充作貨幣應急

簪始稱為“笄”，是最早的一種實用性發具。先民漁獵穴居的年代，人們便已懂得束盤長發。李漁說，“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繁欽的《定情詩》中還有：“何以結相于，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后玳瑁釵”，說的是簪釵之物，既能結同心，又能慰別離。簪釵貼近于身體發膚，日夕耳鬢廝磨，沉醉柔鄉，而其整體形制，又像是決絕的利器，有種“美人如玉劍如虹”的濃情繾綣與冷艷癡絕。

溫情之處，比如《西京雜記》的記載：漢武帝寵愛李夫人，一次隨手取下李夫人的玉簪用來搔頭，這便是簪子又名“搔頭”的由來，充滿肌膚相親的愛意。冷厲之處，只見《紅樓夢》五十二回中寫道，墜兒偷了平兒的金鐲子，正在生病的晴雯覺得丟人，“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向他手上亂戳”。

“一丈青”的名字形象動人，長而俏，也有說由毒蛇名字而來，指的是一種耳挖形發簪。清代詩集《邗江三百吟》中提到“一丈青”：“斜簪雅鬢雀生角，低亞云鬟星有芒。侍婢若來蠻互觸，檀郎猝遇戒其傷。”說明“一丈青”既用來簪發美發，閑時又可挖耳自娛，還能防身應急，顯示出古人可愛而實用的生活美學。考之史料，唐代還流行過一種銅制的耳挖簪，非常實用，一邊是耳挖，另一邊則是鑷子，或用作耳鑷，或用于修理眉毛。簪于發間，便有了“寶鑷見珠花，分明靚妝點”的佳話。

耳挖簪的源頭眾說不一，而從遺存的實物來說，從元代以后開始大量出現。有單頭的，也有雙頭的，材質與形制多樣，往往中間部分鏨刻有精美的花果圖案。清代是耳挖簪款式最多樣化的時代，可以點綴花鳥蟲魚等組件，也可以裝飾流蘇，或接續彈簧細絲。一方面讓女子走動時風情萬種、搖曳生姿;一方面在晃動過速之時，也時時提醒女子放慢步子，不要大步流星花枝亂顫，表達出古代端正而矜持的日常審美，一如歲月靜好。耳挖簪東渡到日本，最有特色的就是日本花魁那一頭夸張的耳挖長簪，還有流蘇簪，花簪，丸簪等等，顯得繁復而奇詭，富有一種隆重而虛無的儀式感。古裝電影《倩女幽魂》中，王祖賢的某個造型就明顯借鑒了日本花魁的打扮，顯得夢幻而詭異，別有天地非人間。

謝肇淛《五雜俎》中記載：“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即今之簪耳。”可見古代男子亦普遍使用發簪。以明代為例，明代男子皆束發綰髻，因此發簪是各階層男士必不可少的用來固發的首飾。男簪的種類與樣式大都見于女簪，但在形制與題材上更偏于男性審美。比如有比德意義的歲寒三友題材，尤其是“勁節棱棱”的竹，很適合男簪的表現。

男性的發簪更加一物多用，充分體現了器用合一、器以載道的美學思想。男簪大多比較厚實，遇到特殊情況，還能充作貨幣應急。《儒林外史》中，三公子想買鴨子，拔了耳挖簪下來戳一戳鴨肉的肥瘦。《金瓶梅》中把耳挖簪稱為耳翰兒，應伯爵等人宴請西門慶，臨時從頭上拔了銀耳挖簪子抵作酒錢。徐霞客《楚游日記》里記載，他在湘江遇強盜而墮水，獲救后周身無一物，僅發髻中尚有銀耳挖一事，用之酬謝饋贈衣物的戴姓客人。徐霞客感慨道：“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吳門，念二十年前從閩返錢塘江滸，腰纏已盡，得髻中簪一枝，夾其半酬飯，以其半覓輿……此行因換耳挖一事，一以綰發，一以備不時之需。”

另外，簪釵常與鮮花為伴。梁代張隱《素馨詩》中描寫：“細花穿弱縷，盤向綠云鬢。”說的是以細線穿花，盤在鬢發四周。唐代《簪花仕女圖》中佩簪插花、氣定神閑的貴族女子形象，更令人過目不忘。《浮生六記》卷四中描寫花船鴇兒的裝扮：“鴇兒呼為‘梳頭婆’，頭用銀絲為架，高約四寸許，空其中而蟠發于外，以長耳挖插一朵花于鬂……”簪花的長耳挖簪旁逸斜出，頗添幾許風情。

而古時男子亦簪花，或用時令鮮花，或用金銀、綢絹等制成假花插于發髻或發冠，所簪之花樣式繁多，常有茱萸、木槿、薔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堪稱花樣美男。《水滸傳》里描寫梁山好漢們頭上簪花的情景便著實不少。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記有一件奇事，揚州太守韓琦在自家發現一株枝開四朵的芍藥，每朵花瓣中間都嵌有金線。便邀請王安石、王珪、陳升之前來飲酒賞花，每人各簪一支。四人后來先后拜相，芍藥也因此被稱為“花相”，這便是“四相簪花”典故的由來，寄托了男性的優雅情致和世俗理想。

【壓襟與蹀躞】

壓襟，古人作為衣襟佩飾，令肥闊的衣物平順，體現出人的儀態美。它往往下端以銀鏈綴著微型的刀槍劍戟、鑷子、牙簽、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兩三樣，多則九樣，可以和各種珠串混搭佩戴

三年前《延禧攻略》的熱播，使“壓襟”這一物事火遍全網。《閱世編》描繪了宮廷壓襟的面貌：“環佩，以金絲結成花珠，間以珠玉、寶石、鐘鈴，貫串成列，施于當胸。便服則在宮裝之下，命服則在霞帔之間，俗名墜胸，與耳上金環，向惟禮服用之，于今亦然。”可見佩飾之間亦講究呼應錯落，層次井然。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東西兩宮太后繪像上可見，頭戴“一丈青”的太后，珊瑚珠玉與沉香珠串“貫串成列，施于當胸”，與簪花的發飾相與映照呼應。

壓襟，又名“事件兒”，自唐代出現，盛行于明清時期，古人作為衣襟佩飾，可理解為“壓住衣襟之物”，令肥闊的衣物平順，體現出人的儀態美。行走時壓襟上的墜飾相與碰觸，發出輕柔細碎悅耳的聲響，可謂聲情并茂、活色生香。壓襟上端一般以鏈子系在胸口的扣子上，中間用金銀、象牙、翡翠、瑪瑙等做成“事件壓口”，雕琢成蟬、蝙蝠、魚鳥、牡丹、如意、云雀等形狀，飽含吉祥美好的寓意。

壓襟亦直觀體現古人的實用美學，往往下端以銀鏈綴著微型的刀槍劍戟、鑷子、牙簽、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兩三樣，多則九樣，加上材質可稱作“金三事”“銀九事”等等，可以和各種珠串混搭佩戴。孫機先生曾撰文《三事兒》，說的就是明代的一個經典組合：耳勺、鑷子、牙簽，都是小而細長、隨身常用的。有的還會在上面增加一枚筒狀物，提溜起來那些小件收攏在筒中，更為精巧便攜。明代王士琦墓曾出土仕女形狀的金事件，整體樣式就是手捧壽桃、身著立領斜襟的仕女，其中空的體內可收攏耳挖和牙簽。“事件”類飾物常垂掛在胸前，又名“墜胸”或“墜領”，也有系在汗巾一角，收在袖子里的，《金瓶梅》中亦有描述。明代徐蕃墓也出土過系有銀索的汗巾，銀索另一端拴有一根銀牙簽。

壓襟的存在，可以和另一種實用佩飾“蹀躞”相關聯。《刺客聶隱娘》中，片中女主角聶隱娘初次出場時，身著黑色長袍腳蹬皮靴,腰間佩掛有垂帶的腰飾,便稱之為“蹀躞”，頗具氣場和時尚感。在昭陵唐墓壁畫中，蹀躞是出現較為普遍的唐人佩飾。唐太宗外甥女段簡璧墓出土的兩幅《三仕女圖》和新城公主墓出土的七幅《二女侍圖》中，那些男裝仕女均腰束革帶，革帶上佩有蹀躞帶。

蹀躞的來源，歸功于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當時人們覺得胡人的腰帶頗有特色，英姿颯爽，遂引入中原地區。蹀躞帶上通常掛有“算袋、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這七件物品，俗稱“蹀躞七事”。精致的漢人又附加了許多小環或小鉤，便于將各種常用小物件隨身攜帶。《夢溪筆談》記錄道：“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帶，胡服也……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算囊、刀礪之類。”可以想見，浪跡江湖的大俠們將酒壺、笛子和寶劍用蹀躞帶固定在腰間，亦酒亦歌，又颯又酷，豪氣沖天。

唐代朝廷曾有“大帶制度”，以帶上的裝飾品質地和數量來區別官品權位。開元以后，又立新規，一般官吏不再佩掛蹀躞帶。但在民間，特別在婦女中間，蹀躞帶卻更為流行。唐代女子心態自由開放，喜著男裝，腰佩蹀躞帶，更重在裝飾和渲染氣場。宋代張樞《謁金門》詞云：“重整金泥蹀躞，紅皺石榴裙褶。”真有一種美人如玉劍如虹的唯美英雄氣概。

【香囊與魚袋】

唐人浪漫，隨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其中，香熏球用于隨身佩戴或室內熏蒸衣物被褥，還可以取暖，更體現了當時的黑科技;承露囊由眼明囊演變而來，百官敬獻它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亦將其用作腰間佩飾并以盛雜物

貼身的香囊因為帶著特別的香氣和曖昧的情味，成為男女之間情致綿長的佩飾信物。香囊的歷史可追溯到先秦時代。據《禮記·內則》記載：“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鄭玄注：“容臭，香物也。”佩戴香囊在當時是一種日常禮儀。屈原在《離騷》中有“扈江籬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即把裝滿香草的香包帶在身上。戀人之間更把香囊當作特殊的禮物相互贈送。三國時繁欽有《定情》詩：“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隨身的香囊，是一份寤寐思服的心意。在《紅樓夢》中，黛玉送的香囊總被寶玉藏在里面貼身戴著。而“香囊暗解，羅帶輕分”的離別之際，更令有情人黯然銷魂。

用香之風由來已久。相傳軒轅黃帝曾燃用“沉榆之香”，利用香藥消毒。人們也常以艾作熏料，“古以肅艾達神明”。各種香氣濃郁的芳香植物不斷加盟于日常生活，所謂“燒柏子香讀周易，滴荷花露寫唐詩”，在一室之內亦可冥想綠野風煙、平林草木、東山歌酒的情致。唐代的香熏球也是香囊的一種，用于隨身佩戴或室內熏蒸衣物被褥，還可以取暖。令人驚嘆的是它體現了唐代的黑科技，無論球體如何滾動，在機環和香盂重力的雙重作用下，囊中香料絕不會傾覆，因此可作被中香囊使用。而在歐美，發現這一陀螺儀原理，要遠在一千多年之后，后來被廣泛應用于航空、航海領域。安史之亂后，唐玄宗從蜀地返回長安，十分思念楊玉環，密令高力士開墓改葬。據說貴妃“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她身上佩戴的香囊，應該就類似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葡萄花鳥紋銀香囊。想當初紅綃帳暖，繡被香濃，怎不讓玄宗對之潸然。

唐人浪漫，隨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杜牧《過勤政樓》詩：“千秋令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承露囊也是一種荷包，由眼明囊演變而來。古俗農歷八月初一凌晨，女子以彩帛之囊盛裝花木上的露水，相傳以此洗眼，使人耳聰目明。百官敬獻“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亦用作腰間佩飾并以盛雜物，也是唯美兼實用的典范作品。

另外，還有一種官員的隨身佩飾“魚袋”。從《新唐書·車服》所載可知，自高宗始，五品以上官員開始佩魚袋，出現“佩魚者眾矣”的局面，逐漸演變成為官員身份等級的象征。而唐代婦女的服飾使用一般都遵循“婦人從夫色”的穿戴原則，常在釵首處飾以精美的魚型，從而與男性官員的魚袋相輝映，同樣是一種身份與榮耀的象征，也是夫唱婦隨的愛情見證。韓愈《示兒》詩稱：“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唐朝低級官員出使國外時，甚至借用高級官員的紫金魚袋抬高身份，謂之“借紫”。

也有一種文雅的隨身佩飾“印籠”，是香囊與魚袋內涵的擴展。印籠原產自中國，據目前可考安陽出土的饕餮紋銅璽可知，最少在商代出現了璽印，印籠即是盛放印章的容器，便于隨身攜帶。傳入日本后，印籠大受歡迎，除印章之外，還用來盛放藥片等細碎之物。到了武士道盛行的江戶時代，印籠逐漸成為男士居家出行的必備裝飾物，也被視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印籠往往由一堆小型嵌套盒子組成，包括竹木、象牙、獸骨、漆器、金屬等質地，筒身分為數段，圖飾題材涵蓋人物、動植物、文字、山水等，還有很多日本民間傳說、鬼怪故事等。其中以螺殼與海貝磨成薄片鑲嵌在器物上的螺鈿工藝和利用金粉推光的蒔繪漆工裝飾，與尊貴的物主相映成輝，最富日本古典特色，濃縮了一個時期的東方文化和藝術。

人與物的相逢，就像人與人的相逢，都是和合而生的因緣際會。往事風流云散，而舊物長存，千秋萬載，一如初見。(胡建君)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教授 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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