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道紅線”出臺之后，房企有息債務規模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但并未被納入監管的商票規模卻出現大幅增長。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國內TOP50房企應付票據規模超過4000億元，同比增加33.8%。

作為一種融資手段，房企利用商票來支付上游供應商工程款項，形成“隱秘的”融資鏈條。但由于房企償債壓力較大，商票違約事件頻發，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以來，至少有6家房企被曝出過商票違約。

房企商票兌付難

2020年8月底，監管層提出了“三道紅線”，用來限制房企有息負債規模年增速。彼時，行業內多家房企處于“橙檔”和“紅檔”狀態，融資面臨一定限制。在此背景之下，房企一方面開始著手降負債，另一方面開始尋找新的融資途徑。

房地產行業作為資金密集型產業，融資是重要環節。受制于“三道紅線”，房企將融資視角轉向商票。商業票據是由企業或者金融公司開出的一種無擔保短期票據，主要是用來籌集資金。

一般來說，商票不可以向銀行貼現，可靠程度完全依賴于發行企業的信用程度，是一種信用性票據。商票不被計入有息負債，因此發行規模出現了“井噴”。安信證券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國內TOP50房企應付票據規模為4013.5億元，同比大幅增加33.8%。

而據《華夏時報》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21年以來，至少已經有6家房企被曝出商票兌付出現違約，其中不乏TOP10房企。安信證券發布的數據同樣顯示，截至2020年底，有房企商票余額超過2000億元，規模占據了TOP50房企的50%。

一家房企上游供應商的相關負責人對《華夏時報》記者說：“此前和某家房企進行合作，部分款項用商票支付。原本商票應該在今年上半年到期，但那家房企表示可以支付利息，只是希望我們這邊能夠再持有一些他們的商票。”

這位負責人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公司當即決定立刻兌付商票，并未答應上述房企的要求。不久之后，這家房企被爆出商票兌付出現違約，至今仍在和投資者進行協商。

隱秘的“融資”

商票設立之初的確是為了拓展企業的融資渠道，緩解資金壓力，同時可以不增加金融類的負債。對比債券、信托、銀行貸款來看，商票依靠企業自身信用進行背書，也繞開了公開債券市場，不受“三道紅線”監管。

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表示，房企用商票的形式來支付供應商的貨款、工程款，以此來變相融資。

實際上，除了直接用商票進行融資之外，房企用商票支付工程款項，拉長應付票據的付款年限，已經成為了一種類似融資的操作。在一些建設公司內，房企應付票據的付款年限甚至可以拉長到近1年。

房地產行業上游供應商三棵樹日前在公告中表示，因為個別大型地產商資金周轉困難，截至2021年一季度，公司應收票據逾期金額超過5000萬元。這也在側面映射出房企利用商票來支付工程款項緩解資金壓力已經成為了普遍操作。

2020年，房企上游供應商的應收票據余額普遍出現了大幅增長，違約的商票規模也有增加。除了三棵樹之外，家居企業龍頭江山歐派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公司工程渠道商業承兌匯票余額在9億元以內，應收票據計提壞賬準備比例從此前的5%提升至了6.03%。

或將被納入監管

2021年6月底，有媒體報道稱，央行已經將“三道紅線”試點房企的商票數據同步納入了監管范圍，要求試點房企需要每個月上報商票數據。一位房企內部人士向《華夏時報》記者透露，目前并未接到消息，可能僅僅是在少數房企中試行，未來有可能會被納入監管。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在近兩年的房地產領域，商票被認為是“傲慢的欠條”。大房企憑借著甲方實力隨意使用此類票據來支付工程款，部分供應商無奈接受。商票本身是一種隱蔽的融資手段，和傳統負債有所不同，房企利用商票延遲各類資金的支付，降低企業資金壓力。

如果將商票納入“三道紅線”監管中，嚴躍進猜測，大概率會針對商票的發行規模和兌付情況進行監管。同時，部分房企后續發行商票的成本、貼現率或將會出現增加。

目前，房企融資、償債兩方面均面臨壓力。貝殼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1-7月份，房企境內外融資累計約為6428億元，同比下降了13%，累計增速達到了2018年以來的低點。

其中，境外融資發債的規模約為2033億元，同比下降了29%，境外融資規模占比跌至32%，創下了2017年以來的新低。近日，多只房企美元債也出現了大跌，投資者對于房企債券的信心似乎不足。貝殼研究院方面認為，目前，部分房地產企業境內外信用債發行受到了一定阻礙，持續低迷的境外債市沒有明顯的利好趨勢，仍然將維持高不確定性預期。本報記者 李凱旋 李未來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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