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個人計算機誕生以來，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今天，世界進入信息時代。信息因素正在改變社會經濟客體內部結構及其外部的關系。提高了空間組織的效能與各種類型區域(地區、城市、集群、社區、企業等)的競爭力。給一些國家、區域與城市帶來“歷史窗口”和發展機遇，改變全球原有的競爭優勢。全球經濟體系及其全球城市體系越來越被具有更好通信基礎設施的城市所統治。促進了全球性與大區域性大城市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

在信息時代，社會經濟空間結構的重組主要體現以下主要的載體與地域單元：全球生產網絡與全球經濟體系，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產業集群有時亦為區域集群、產業綜合體、產業區、新產業區與區域創新體系，智慧城市等。

信息時代大城市群與大城市區的發展

今天的全球經濟越來越被世界城市網絡所控制。“節點”“門戶城市”是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世界級的金融、商貿、信息業等高端服務業最集中的城市。由“節點”和“門戶城市”帶領起的世界級城市群，成為大區域或國家的樞紐區。

這種“節點”城市，往往是以信息業為基礎的服務業經濟為主，而不是以資源加工或商品為基礎的制造業經濟為主，其增長動力和財富源泉主要來自服務業。

核心城市往往是跨國公司區域性(國家、國家集團、大洲)總部的首選地。在經濟上就成了命令和控制中心，在空間結構上是全球城市網絡重要的“節點”。當今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核心區域，如以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新加坡、北京、香港、上海等為核心的大城市群。

在當今世界上，要維護國家利益，增強國家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資本市場)制高點之一。中國無論從實際影響以及保護國家利益考量，在世界級最主要“節點”城市中應該具有一席之地。

我國的三大世界級城市群：中國經濟的“地理樞紐”

全國經濟的“地理樞紐”，也就是中國的世界級城市群：以首都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為核心城市的長三角城市群和以香港、廣州為核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大灣區)。三大樞紐區及其帶領的全國經濟合作區，分別與世界廣大地域范圍組成相應的合作平臺和生產網絡系統。

以首都北京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一體化：由于首都北京是全中國的首位核心城市，其主體功能：政治上是黨中央政治機關與中央政府管理機構的所在地，功能統帥全國、影響世界; 一體化的主導方向是：強化首都北京的主體功能，要求充分展現出中國大國崛起的強大意志;天津與河北省的發展要服從、服務于整個大城市群發展的需要;空間形態不是“圈”或“三角形”，而是北京-天津及其周圍的廊坊、唐山、秦皇島、保定及張家口等組成的不規則的區域。這種一體化與其他大城市群核心城市與一般城市之間的一體化要求不完全一樣。京津冀之間不存在大型制造業及其產業鏈之間那樣的密切合作。

大灣區中香港、廣州和深圳的功能定位。香港已經是世界級的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核心城市之一。廣州以其廣闊的腹地和作為經濟實力強大的廣東省省會的優勢，具備發展成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之一的條件。世界級城市群大城市的中心性主要指標并不在于制造業GDP位置，而是以信息(流)“節點”的等級為依據。廣州，十多年來金融、商貿、信息、人才、物流得到很大加強，無疑正在逐步成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

從發展基礎和地緣經濟考慮，深圳以重點發展高端制造業為宜。“前海”以金融與金融服務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的開發(銀行業、股權交易、基金與股權投資等)正在發展。我建議，深圳金融業的發展需要考慮到香港作為世界級金融商貿中心之一的基本特點及其要求。香港還可考慮加強關于國家金融安全的監測、分析與對策的功能。

加強區域性基礎設施(有多種運輸方式組成的交通運輸，能源供應，供排水，環境保護等系統)的統一規劃建設和一體化管理。為此，必須堅決跨越現行體制(各城市對基礎設施行業的分塊管理)的“門檻”。規劃建設1.0—1.5小時可達交通圈，這是大大提高整個城市群運作效率的極其重要的措施與途徑。

苦練“內功”逐步建設區域創新體系

我國的國家級新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及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接近200個，還有200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總數接近500個。全國省區市級的各類新區約3500個。各類新區新城的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全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體。

但是，現階段各地的新區新城已經“飽和”。這種“飽和”并不是沒有空間了，而是沒有新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創新的要素進去。不少新區新城發展很不景氣，創新環境建設不到位。今后要苦練“內功”，構建區域創新體系，這已經成為“十四五”及更長時期發展的關鍵。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有許許多多要做的工作：

第一，具有明確的區域創新體系的目標及標準。提出創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與新標準，提高效率與效益。解決“想得到”的問題。最終歸結為區域的競爭力的提高。目標制定要有前瞻性又具有可行性。對于國家級與省市區級以制造業中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新區新城必須如此。

第二，爭取各類創新與運作的人才、要素的集聚。集聚產生效益，產生新思想，產生創新。例如就投資融資、風險投資、保險再保險等就有大量的工作。只有使銀行及諸多的金融衍生品，靈活、主動與創業人員配合才可能產生集聚的效果。

第三，推動接觸與交流。要推進企業與機構空間組織的優化。而要做到空間組織與空間結構得到優化，就要求準確了解各種新因素(信息、網絡、平臺、節點等)及傳統因素(資金、資源、市場、人才等)如何作用于社會經濟客體及其運動、集聚擴散現象和過程等，如何相互作用而使其獲得新的動力。這就是機制、效果的解析。

第四，通過平臺建設和對各種活動的組織，實現接觸、交流而獲得新思想、新建議、新動力。如信息(在流、節點的位置)平臺、金融服務平臺、物流平臺、供應平臺、銷售平臺、人才平臺等。以企業為中心包括生產商、供應商、銷售商以及政府、社會組織等在一起的綜合平臺等。

第五，要明確平臺運作需要的各種空間范疇。各種平臺的建設與交流，都要在某種空間范疇包括各類群體運作空間來進行。各種平臺組成多重含義的空間，或者說平臺鑲嵌在各種空間中。這些“空間”大都是功能空間與地理空間的結合，有多重含義。例如：一些銀行家，經常以各種形式交換信息、危機判斷與處理等，形成一種對信貸、匯率、利率、貨幣交易、金融新產品(金融衍生品)、風險投資等方面的決策，這是一種決策的群體運作空間;物流群體，某幾種物資，以特定的運輸方式，由某一群體人員操作，形成一個位移和產銷系統，也可稱之為產銷“空間”;信息與互聯網領域的一些企業(產品生產、供應、銷售等)組成一個合理的前后左右鏈接的系統，也是一種“空間”，等等。這樣的空間，內部具有不同層次的節點和相應的“流”，成為這種空間的控制和運作系統。上述多重空間，在某一地點(區域)形成空間(創新空間)接觸的樞紐。位于這個樞紐的附近即可獲得更多、更大的創新優勢。

上述群體性的運作或決策空間，具有“共享性”“高鏈接性”“開放性”“選擇性”和“柔性”等。

制度、政策與措施的嵌入。要創造形成一定的外部條件，如，一定的知識密集度和員工流動性，較充足的投資和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的氛圍，有與工業界密切結合的研究型大學等。從政府層面，采取相應的制度政策措施。管理理念(包括政府、有關部門及企業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做相應的變化與跟進。

實施上述全部內容，也可謂之“創新機制”“體制創新”“創新新高地”。

我國京津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成都、西安、沈陽等特大城市的部分新區、高技術園區，其政府、研究院所、高校及許多企業可能正在考慮進行上述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與企業信息化改造工作。一些“園區”正在構建的各種要素聚集的(有形的與虛擬的、剛性的或“柔性”的)“平臺”“空間”“樞紐”。這些區域的區域創新體系正在起跑線上。

大都市圈發展要警惕大規劃與大開發

近年來大都市圈概念廣泛引人注目。今年初，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文件的中心思想是促進一批省會級大城市與其具有較密切經濟社會聯系的城市與區域，逐步實現一體化發展，形成區域競爭優勢，推動大城市圈的高質量發展。

在培育大都市圈的過程中要特別警惕大規劃與粗放式大開發的發展模式，主要表現為功能與目標過于宏大，離譜;通過不斷合并行政區，組成特大城市，做大做強;產業發展單憑主觀臆斷，規劃建議不切實際;空間結構大擴張，地域開發處處皆重點等。

須知，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經過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逐步發展最終形成的。這些省會城市長期以來發揮了各地區經濟增長的統領作用，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成就突出?，F階段，多數大城市仍然非常有活力，如果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前景依然光明，關鍵是不要謀求走捷徑。

城市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要“尊重規律、順勢而為”，要對城市發展的潛力與要素支撐做出科學判斷。這些大城市已有幾十年不停頓的大開發了，當然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留下不少問題。要學習上海過去20多年來在前瞻性思想指引下逐步轉型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各地應落實好國家發展的全面深刻轉型，一步一步抓好高質量發展，治理環境保護生態，不再搞粗放式的大開發。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原理事長)

標簽： 全球經濟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