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杯足球賽，“視頻助理裁判”VAR算是出盡風頭。甭管是不是真球迷，只要眼見直播畫面切入那個布滿屏幕的小黑屋，心恐怕都得懸起來;再眼瞅著裁判一溜小跑到場邊看錄像，那十有八九要進行重大改判，基本可以準備歡呼或者咒罵了。

這是33個多機位高清攝像頭第一次出現在足球世界杯的賽場上。它們環繞球場，監控場上一切，其中8個攝像頭具有“超級慢放”功能，可以將球員的小動作成倍放大，向全世界展示。在莫斯科一間隱蔽的小黑屋里，每場比賽都有4名頂尖裁判員注視著這些畫面，一旦事關進球、點球和紅牌的關鍵判罰出現爭議時，他們會向現場的主裁判給出建議，必要時則會調取比賽錄像，找出相應時間點供現場主裁判觀看，方便其作出更公正的判罰。

有些人覺得緊張刺激的比賽動輒插播回放略顯掃興，實際上，VAR的戲遠比你能看到的還多。根據國際足聯的官方數據，僅在世界杯48場小組賽里，VAR就檢視了包括112個進球在內的335起事件，平均每場比賽近7次使用VAR。在這335起事件中，最終有17次“VAR回放”被呈給現場主裁判，產生了14次重要改判，影響了戰局的走向。

西班牙隊2∶2戰平摩洛哥隊艱難斬獲小組頭名一役，西班牙球員阿斯帕斯原本被吹越位的絕殺進球，在VAR的介入下被改判有效;巴西隊對陣哥斯達黎加隊，內馬爾在禁區內摔倒，裁判本來給了點球，VAR回放不僅使得點球被取消，還讓內馬爾因此被一些人喚作“影帝”;韓國隊意外戰勝德國隊的經典之戰，92分鐘決定比賽走勢的那個進球，一開始主裁判認定韓國球員越位，進球無效。VAR回放改變了判罰，也改變了德國隊的命運——超慢鏡頭下清晰可見，皮球蹭在德國球員克羅斯身上后才彈到了韓國隊員腳下，韓國球員不越位，進球有效。

以上判罰都難靠肉眼作出。過去綠茵場上的4名裁判并沒機會像我們一樣，盯著大屏幕一遍遍看慢鏡頭回放——他們稍一走神，眼沒聚焦，或者被擋住視線，誤判就可能產生。在本屆世界杯小組賽階段，判罰正確率從過去的95%升至99.3%，用國際足聯的話說，新技術的表現“非常接近完美”。

球場從不缺乏匪夷所思的誤判：1982年世界杯半決賽上，西德門將舒馬赫面對單刀的法國球員，沒有撲向皮球，而是直接飛身撞人。強烈的沖撞使得法國球員當場休克倒地，兩顆牙齒脫落、下頜骨裂、脊椎骨折，可門將舒馬赫甚至連一張黃牌都沒吃到。

風水輪流轉，法國隊“大帝”亨利的用手運球也相當毒辣——2009年南非世界杯預選賽附加賽上，亨利在愛爾蘭隊禁區內底線先是用手停球，接著又用手將球從底線上撈了回來，隨后助攻隊友破門，法國隊也憑借此球淘汰愛爾蘭隊出線晉級。賽后，就連亨利本人都難掩羞愧，公開道歉。奈何當時的主裁判毫無反應，國際足聯只得承認比賽結果。

1986年世界杯賽場上，面對高大的英格蘭門將，馬拉多納用手將球打進門，“上帝之手”成了誤判的代名詞。這些不勝枚舉的過往使VAR技術終以“最小的干擾，最大的收益”得到認可——打斷比賽幾分鐘，甚至讓球員束手束腳是有些掃興，可畢竟能規避誤判。

VAR雖然好用，歸根到底也只是主裁判的工具。是否啟用VAR回放由他說了算;即使看過回放，究竟怎么判也仍是人眼和人腦決斷。足球場上的判斷，最難的或許還不是那些細小隱蔽的動作，而是完全模棱兩可的吹罰。

比如這屆世界杯賽上，佩里西奇確實手球了，C羅著實肘擊了，內馬爾也實實在在被絆倒了。VAR把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可他們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真誠或是演戲，它無法做出回答。最終決定一個點球或者一張紅牌的，還是主裁判對規則的掌握和對比賽的理解——這使得足球場上依舊充斥著永恒的不確定性。

好在大多數球迷應該并不排斥這種不確定，它本身已經成為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科學的內涵在球場上彰顯無疑：它填充空白，將諸多不確定變成確定，卻又進一步帶來新的思考、新的可能，提供持久的動能。

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足球和科學本也有著相似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全球科研強隊弱隊的序列越發清晰。縱使如此，人們仍期盼著“不確定”，期待著蘊含美妙與激情的超人瞬間。它可能是一項仿佛從天而降的科技突破，也可能是小國克羅地亞艱難殺入世界杯決賽。它們幾無相似，卻又都被尊作人類的高光時刻。我不知道人們為何對這些事情如此著迷。我希望這是深深刻在我們骨子里的，追求浪漫和不凡的基因。

標簽： VAR 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