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黑風暴》尚在播出中，但是引發的熱議不斷，越來越多的有心觀眾開始關注故事背后的真實案例。它畢竟并非紀錄片，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實于真實案例，但在創作維度中，盡可能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勾勒描畫了掃黑戰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其尺度之激進在近年來涉案劇類型的創作中首屈一指。 上圖、左圖均為《掃黑風暴》劇照。

張富堅

觀點提要

《掃黑風暴》的出現，正是涉案劇創作展現理性力量、呼喚人性覺醒、倡導法治尊嚴等主題的回歸，往健康、積極的方向開拓出類型創作的新境界，值得認真審視并延展。

電視劇《掃黑風暴》8月9日起在東方衛視、北京衛視播出，該劇在題材尺度、敘事技巧、表演風格和影像格調等方面散發出讓觀眾興奮的能量，讓涉案劇類型又立上風口浪尖，也給同類型電視劇的創作樹立了新的標桿。

涉案劇不是對現實生活云淡風輕式的描摹，而是包含正、邪力量之間的劇烈交鋒，善、惡人性代表之間的殊死搏斗，涉及嚴肅的政治與社會意識表達，要從理性、人性和法治的多重側面構造劇情，從而實現電視劇的藝術價值和社會責任。《掃黑風暴》的出現，正是涉案劇創作展現理性力量、呼喚人性覺醒、倡導法治尊嚴等主題的回歸，往健康、積極的方向開拓出類型創作的新境界，值得認真審視并延展。

理性的力量與人性的覺醒

《掃黑風暴》講述的是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中江省綠藤市，在督導組的領導下，人民警察以抽絲剝繭的堅韌精神、專業冷靜的辦案作風，將籠罩于綠藤市上空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成功蕩滌的故事。該劇出場人物眾多，其中不少角色正邪面目難辨，而故事的前史如草灰蛇線，若隱若現。劇集尚在播出中，但是引發的熱議不斷，越來越多的有心觀眾開始關注故事背后的真實案例。《掃黑風暴》的情節取材于云南孫小果案、湖南文烈宏案、海南黃鴻發案等，當年，這些轟動一時的大案要案曾出現在新聞報道中，彼時大眾只是獲悉一個結果，卻并不了解辦案過程中的具體細節。《掃黑風暴》并非紀錄片，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實于真實案例，但在創作維度中，盡可能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勾勒描畫了掃黑戰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其尺度之激進在近年來涉案劇類型的創作中首屈一指。

毫無疑問，孫紅雷扮演的主人公李成陽是一個立于黑暗和光明之間的人物，孫紅雷的表演極具張力，將角色在人性曖昧地帶的困頓與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更為立體地敘事，導演多處運用了鏡頭內蒙太奇等手法，將主人公的回憶片段穿插于現實情境之中。通過多層次的表演和細膩的鏡頭語言，一方面展現李成陽身上不曾熄滅的刑警本色，另一方面也描摹他在黑惡環境中讓人不寒而栗的“狠勁”。再加之電視劇在視聽語言上全面追求電影化效果，使得這部作品具有極佳的影像質感，堪稱制作精良。

但是《掃黑風暴》如果僅僅滿足于個別人物的塑造和影像風格的打磨，恐怕還難以達到一流的水平。一般的犯罪題材作品，出于對觀眾情感喜好的迎合，往往會著眼于“正邪難兩立”的戲劇性沖突設計，例如：兄弟情深，但卻分屬于不同陣營……這樣的情節總能營造巨大的情感張力，讓觀眾有絕佳的帶入感。但是這其中也存在掛一漏萬的問題：從極致的情節性出發，意味著一切人物關系、社會機制均可在“情”的框架內自圓其說，而理性思辨的部分則受到了削弱。回看以往的同類型作品，以《黑冰》《黑洞》為代表的上一代涉案劇雖然極為戲劇化，但也存在“情有余，理不足”的短板。例如，王志文在《黑冰》中扮演的大毒梟李小鵬的人設極為豐富細膩，尤其是劇尾的那場獨白式的自我剖析，攝人心魄之余竟能邏輯自洽，讓對面蔣雯麗扮演的人民警察啞口無言，活脫脫塑造出一個心存大志卻童年不幸的悲情英雄。但問題來了：怎樣把反面人物進行人性化的真實刻畫?

當電視劇執著于人物情感關系的構造，即意味著“愛恨情仇”成為情節主導，在追求娛樂功能的影視劇作中，這樣的類型套路極為常見。但《掃黑風暴》顯然志不在此，該劇最具統攝性的情節框架其實建基于中央督導組抽絲剝繭的辦案過程，而李成陽的行動出發點并非僅僅是報仇雪恨。在該劇第4集中，李成陽追問刑警老朋友何勇：“這個系統里，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你敢說嗎?”說出這番話，恰好透露出李成陽埋藏于心中的最高任務——他要看清誰是好人、誰已經滑入黑色深淵。

片中設定的“綠藤市”以及劇中的“長藤集團”頗有深意地用了藤蔓的意象象征黑惡勢力的關系網，暗示官商勾結的復雜關系網必須得到斬草除根式的清除，才能換得健康清朗的社會生態。《掃黑風暴》期望帶給觀眾的不僅是一場關于“愛恨情仇”的“黑幫+刑偵”故事，而是向觀眾講述這場驚心動魄的“掃黑除惡”行動之外的政治涵義。所以劇中花了大量篇幅細致呈現國家如何下決心、花力氣，為執法系統號脈、診斷并施行手術的全部過程，意圖讓人民群眾真正了解并信賴我國執法部門的行政能力和糾錯能力，并對戰斗在執法第一線的公安干警生發由衷的敬意。

當檢索與該劇相關的案例時，不得不承認現實遠比劇情更令人震撼。觀眾或許會有疑問：電視劇對于真實案件做了“淡化”處理，是否就是背離了現實主義的原則了呢?事實上，這樣做的理由就是要讓觀眾能夠從過于激烈、引發官能反應的場景中抽離出來，以更為理性的態度思考真相背后的社會問題。正如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不會在舞臺上直接呈現俄狄浦斯如何戳瞎自己雙目，棄用這樣的驚悚場景，觀眾更能夠深刻反思俄狄浦斯王直面自身命運、不回避責任的英雄本色。涉案劇如果僅滿足于鋪陳聳動情節，就有可能迎合了“色情+暴力”的庸俗盈利法則，這也是為什么涉案劇作為市場寵兒需要相關管理部門牢牢盯緊才不至于走偏。但反過來看涉案劇的創作，如果能把握住理性探討社會問題的基本導向、向大眾普及法治教育、宣揚正義和道德，則一定大有可為。

法治與正義的凸顯

在中國電視劇史上，涉案劇一度是一個耀眼的類型。這一類型經歷過野蠻生長和枝繁葉茂，曾是電視臺收視的主力，其中的代表作品獲得過極高榮譽，為電視劇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主要藝術類別立下過汗馬功勞，對社會心理和社會價值的引導產生過重要影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便衣警察》《9·18大案紀實》《永不瞑目》《驚天大劫案》等劇播放之際，無不萬人空巷;本世紀初的《征服》《黑洞》《黑冰》等劇更是將涉案劇類型推向了巔峰，社會熱議不斷。

但在涉案劇類型風靡的同時，也曾出現過諸多跟風之作。制片方為了追求收視率，過度渲染暴力色情、賭博兇殺、權錢交易等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回避了案件背后的社會根源和矛盾，使得戲劇情境架空而虛假。鑒于涉案劇之亂象，2004年4月廣電總局向各衛視下發《關于加強涉案劇審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一方面防止“暴力文化”傳播，同時也抬高了涉案劇的創作門檻。此后，投資制作方視涉案劇為畏途，其創作沉寂多年，衛視黃金檔迅速被其他類型擠占，涉案劇類型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由于涉案故事發生于現實生活的暗黑邊緣，劇情挑戰著普通觀眾對世俗倫理的正常認知，它提供了雙面性。一方面，具有較強思辨能力的觀眾能夠從優質涉案劇中學習法律知識、了解社會的運行機制、思索其修正方案，同時也會從正義衛士們的英雄氣概中汲取精神養料并領會法治精神。在另一面，如果僅僅為了追求娛樂性，涉案劇可能僅僅提供了簡單的感官刺激，不足以擔當起藝術作品的社會道義，會對社會心理產生負面影響，而這正是觀眾所不能接受的。基于此，涉案劇類型自身面臨著巨大危機。

等到2017年《人民的名義》、2019年《破冰行動》大熱，直至今日《掃黑風暴》播出，才讓涉案劇創作找到了新的出路，產生了類型迭代的可能。它們的涌現，體現在藝術創作上的優勢——更具電影感的視聽語言、更快的敘事節奏、更強的信息密度，這一切的聚合造成了信息過載，讓觀眾在“燒腦”之余陷入到敘事的迷宮里去。毫無疑問，這是制片方與時俱進，自我提升藝術手法的結果。但如果僅憑劇情依托的話題性和敘事技巧，是難以支撐這一批劇的高收視率并獲得長久口碑的。一部精彩的涉案劇，除了能提供娛樂體驗，還要有現實性和政治性的合理表達，且終究要以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致勝。可以看到，近年來的涉案劇在題材所依托的勁爆案例之外，以人民利益至上的視角為基點，剖析滋生犯罪的經濟社會背景和生態，并對打擊犯罪的合理性、維護法治尊嚴的正義性給予深度闡述。《掃黑風暴》一劇，體現出有別于以往作品的新意，是涉案劇類型創作理念更新與迭代的產物，散發出強烈的藝術魅力，找準了著力點。

(作者為戲劇與影視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教師)

標簽： 《掃黑風暴》電視劇 人性覺醒 真實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