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韶華與創建“青春中國”之間展現出可觸可感的同構性

時間并非均質與勻速的存在，有些年份與時刻較之于其他時間更為緊湊、凝練而意義深遠。茨威格曾經將之稱為戲劇性的、命運攸關的時刻，在那樣的時候， “平時慢慢悠悠順序發生和并列發生的事，都壓縮在這樣一個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現出來。這一時刻對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變的決定，它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它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并且超越時光的流逝，始終在歷史中熠熠生輝。

開端時刻：

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開端，同時更是中國革命找準自己道路的開端

電影《1921》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歷史時刻：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對于中國而言，這是一個節點時間，群星匯聚，光芒閃耀，照亮此后中國歷史前行的道路，至今我們依然生活在它所映射的光譜之中。黨史與更廣范圍的中國近現代革命和建設史已經被無數次通過不同形式講述，在銀幕與熒屏中也有著多樣的呈現，如何講述這一個共同的故事，就變得尤為重要。 《1921》切入點是開端，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開端，同時更是中國革命找準自己道路的開端，因而具有創世的權威意味。

歷史是難以書寫的，而延續到當下的歷史尤為難以書寫。 《1921》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置入到全球近現代的總體格局之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解釋了其源起。電影一開始就用快節奏的剪輯，將1840年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一一予以鋪陳，歷史影像與紀錄片素材的質地迅速營造出一種滄桑而厚重的觀感，形成了正史的嚴肅沉郁格調。在橫向的世界視角與縱向的本土脈絡所形成的完整結構中， “1921”作為一個關鍵性節點呈現出在歷史結構中的意義。

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使得中國進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救亡圖存成為歷史的使命，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使得精英知識分子意識到民眾啟蒙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運動旋即展開。十月革命更是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讓社會主義得到廣泛傳播，同時也讓革命救國成為先進先覺者的選擇。這解釋了人類學家克羅伯曾經提到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的問題，即有些思想一開始出現時，往往是社會上感到震驚、不安的“風波”，但是逐漸地變成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風氣”，進而成為大歷史前行的勢能。所謂形勢大于人，如同孫中山所說“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正是勢所使然，使得精英薈萃。影片以中國的知識精英和勞工精英為主體，同時穿插了蘇聯來的共產國際代表、日本共產主義者及密探、留法共產黨人、上海工人、租界的巡捕與密探，讓建黨時刻的復雜性和必然性得以全面的展示。

抉擇、合作與論辯：

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某個精英群體的個體選擇，更是近現代以來歷史情境的抉擇

陳獨秀與李大釗相約建黨，但囿于一在北京、一在廣州的事務，一大的召開是來自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旅日的13位早期黨組織代表具體參與的。 《1921》通過精練的細節表現了這些代表各自的特點，但并沒有陷入到平面的歷史編纂學，而是有重點地突出了選擇、合作與論辯的主題。

影片中有一個段落，是黨組織在上海的召集人李達與妻子王會悟的對話。李達說到在五四時期抵制日貨的時候，發現點燃日貨的火柴本身就是日貨，這讓他深感必須要有自己的火種。這個自己的火種實際上就是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也正是共產黨的開端意識。如同薩義德所說： “開端不只是一種行為;它也是一個思維框架，一種工作，一種態度，一種意識。”當時國內思潮迭起，黨派林立，據不完全統計信奉各種觀念與主義的各類政黨有二百多個，共產黨選擇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某個精英群體的個體選擇，更是近現代以來歷史情境的抉擇。它是與群眾運動結合的結果，知識分子與勞工，共同構成了歷史的主體“人民”。所以，電影特別強調了一個細節：李達趕到印刷廠，特別將《共產黨》刊物中對于大眾的稱呼由“百姓”改為“人民”。

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國家和出身，但是可以選擇人生的道路與活法。何叔衡是13個代表中年紀最大的，前清時候中過秀才。當那些年輕的代表詢問他為什么會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時候，他說出一個愿望，那就是要過上能抬頭的生活。這也是無數普通民眾的愿望和選擇。

除了堅定的選擇， 《1921》還將中國共產黨的開端意識觸及到國際主義的合作，及中國共產黨人同共產國際的論辯上。除了通過法國場景，顯示出海外共產黨人的國際宣傳，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支持之外，電影還虛構了一個日本共產主義者在上海的活動。這表明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性格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具體而微的顯現。更為主要的是，影片特別刻畫了代表們之間關于是否讓共產國際代表參與會議的論辯，這一筆非常重要，突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性自覺。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產生的，盡管爭取國際援助、團結國際同志、秉持著共產主義理念，但落腳點在中國、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是獨立自主的組織。這一點應該是該片非常清晰的歷史認知。

青春中國與中國人：

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既是奮斗的希望與目標，也是讓中國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源泉

主旋律電影以前往往是以創作者和制作者為中心，在新世紀以來因應傳播渠道與語境的變化發生了一些變化，更為注重觀眾的體驗與接受。從《湄公河行動》到《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 《金剛川》，主旋律電影大量吸收商業類型電影在導演編、服化道、攝錄美上的滋養，創造出賞心悅目的形象塑造與吸引眼球的影像奇觀，以達到寓教于樂、潤物無聲的效果。

《1921》在將青春片與主旋律敘事結合上做出了自己的嘗試。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中的一些從敘事上來說并不需要，但從觀影體驗上來說卻能增加效果的鏡頭：王會悟與朋友去賓館訂房間時的升格慢鏡，在南湖紅船上她撐著傘的特寫與定格。這顯然是通過演員本身的魅力來起到吸引眼球的功能。

《1921》是全明星陣容，與歷史上真實的中共一大會議代表相一致的是，演員普遍是少壯一派當紅小生和流量偶像，具有觀眾的親緣性。當時的會議代表平均年齡是28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充滿了激情與活力，具有探索的熱情與不畏斗爭的勇氣，青年演員很好地展現了青春韶華與創建青春中國之間的同構性。

1900年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寫道“紅日初升，其道大光”，開啟了20世紀中國舊邦新命的重塑。第一代共產黨人可以說是五四新青年的匯聚，他們一改“老大中國”積貧積弱的形象，洋溢著敏銳、自信、果斷、勇猛的特質。毛澤東在參加一大時剛好28歲，影片中有一段他在上海街道上奔跑的橋段，閃回到幼年時期被父親追打的場景，構成了關于父一代與子一代、舊的中國與新的中國之間更迭的隱喻。這是全片中最為蕩氣回腸的段落，當青年毛澤東站在外白渡橋上眺望蘇州河與上海的時候，目光堅定而閃爍著希冀，那是青春中國人力與美的外顯，也是對未來中國的美好憧憬。

這些青年為了中國和中國人做出了決斷，并為此殞身不恤。影片并沒有以會議結束而結束，而是交代了王盡美、鄧恩銘等人的犧牲，當楊開慧被國民黨槍殺、倒在鮮花草地上的時候，不禁讓人想起光未然那著名的歌詞：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了志士的鮮血/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的抗戰不歇”。那些死于年華之人，并沒有被人忘記，因為他們開創的事業依然在繼續，依然煥發著勃勃的生機。

影片結尾跳轉到2021年的上海中共一大會址，一群小學生在講解員的帶領下參觀。呼應著李達在1921年上海看到的小女孩，以及開國大典中人群里的小女孩，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薪盡火傳，生生不息，他們既是奮斗的希望與目標，也是讓中國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源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1921》為建黨一百周年譜寫了一部開闊恢弘的畫卷，一曲昂揚向上的贊歌，一張綿延展開的藍圖。

(劉大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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