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上海多所高校陸續(xù)恢復對公眾開放。社交媒體上關于大學校園是否應該完全開放的討論再度熱烈起來。

自疫情防控政策調(diào)整之后，仍有一些高校延續(xù)了過去三年的封閉管理政策。盡管今年初，國內(nèi)一些高校恢復了部分人員出入校園的權(quán)限，但僅限校友，一些學校擴大至“學生親友”的范疇，絕大部分的外來人員被阻隔在高墻之外。

“朋友們聚會還是想去學校看看。”中國傳媒大學校友袁華對界面教育表示，近日他通過學校APP線上注冊申請進校，但不知為何顯示未成功，“可能方法不對，試了很多次。”

(相關資料圖)

袁華表示，學校不對外開放，受影響較大的可能是住在學校附近的居民。袁華于2017年畢業(yè)，專門選擇在中傳附近租房，“那個時候我就想，沒事兒去學校的食堂吃吃飯，打打球，享受一下學校的便利。”后來趕上疫情，學校封閉后，袁華也換了租房地。

科幻作家韓松也在這上面栽了跟頭。今年3月底，武漢大學舉辦130周年校慶活動，作為校友的韓松想回母校看看，但“因為預約時間失誤，且不能修改，完美錯過武大賞櫻，預約成功的記錄似乎不會消除，因此也不能再預約。”他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布了這段經(jīng)歷，不少網(wǎng)友伸出援手，表示可以帶他進去。

還有一些人從中發(fā)現(xiàn)“商機”，“付費入校”成了一種“商業(yè)模式”。

“武大免預約代入校，任意校門都可以，進門確認收貨付款，4人以上有優(yōu)惠。”在咸魚上，一位自稱“武漢大學在校生”的賣家售賣相關產(chǎn)品。其動態(tài)頁面顯示，五月以來已售出“帶入校”商品近30筆，每單收費在24-100元不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通過種種渠道拿到學生卡、校友卡的“黃牛”，在小紅書、微博等社交平臺發(fā)布“付費進校”的廣告，“收費不是最低，150元/人，能接受的私（聊），不墨跡。”在評論下方，有不少學生舉報并予以抵制，“大家不要給黃牛送錢”。

對于學校來說，難以驗證來訪人員與申請人員是否是真實的親友關系，這為付費進校提供了牟利空間。毫無疑問的是，這種違法違規(guī)行為應該得到堅決抵制。但滋生這種行為背后，還是校園封閉與公眾想入校參觀旁聽的需求，難以得到匹配和平衡。

關于大學校園是否該開放，輿論對此意見不一。

支持者認為，高校應該恢復疫情之前的開放措施，“海納百川”、“兼容并包”——這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大學校訓都在強調(diào)開放理念，作為物理屏障的大學校門，原本就是第一個不該關閉的。

此外，這種開放不應只局限于物理空間意義上，更重要的是公辦高校的各類資源理應與社會共享，可以為許多人創(chuàng)造學習機會。從這一意義上說，大學不是、也不應該是封閉的象牙塔，彼此孤立的大學就失去了大學本身的應有之義。

也有反對者認為，現(xiàn)在全面恢復還不是時候，各地還有“二陽”病例，且有增多趨勢。二是資源分配問題，簡單放開必然面臨校園資源擠兌的問題，如此一來，如果連本校師生的便利都保障不了的話，一味放開有何意義。最后，由于社會人員情況復雜，也會對校園師生帶來安全隱患。

事實上，早在新冠疫情之前，部分知名高校就已開始限制社會人員入校，并引發(fā)過公眾對大學校園開放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2017年，中山大學因“限制校外人員入校”的規(guī)定引發(fā)爭議，該校校友認為此舉有違中山大學一向的開放精神，希望學校公開“限外令”依據(jù)。彼時，中山大學回應，此前有不利于學校治安的事件發(fā)生，“限外令”是出于安保考慮。

同期，北大、清華等高校也對社會人員入校有所限制。2018年，北大清華雙雙推出校園參觀預約系統(tǒng)，對外來進入人員數(shù)量和入校時間有著明確限制。再后來，三年疫情，高校大門緊閉，不僅外來人員無法進入，就連校內(nèi)學生出來也困難重重。

“在社會已經(jīng)全面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秩序時，高校再以疫情防控為由，不恢復向社會公眾開放，是站不住腳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教育表示，公辦高校的資源屬于全社會，理應向社會開放，讓社會公眾共享公共教育資源。

但熊丙奇也提到，高校的首要任務是辦學，培養(yǎng)人才。校園開放的前提是不影響學校的教育教學秩序。為此，高校是否向社會開放、怎么開放，應該充分聽取全校師生和社區(qū)居民的意見，進行科學、民主決策。

在談及校園開放時，國內(nèi)輿論通常會引用“國外大學沒有圍墻、和社區(qū)融合在一起”的例子。但在熊丙奇看來，國外大學的開放也不是一概而論的，有的校園面積小、校園周邊社區(qū)治安比較復雜的學校，也是不向社會公眾開放的。

即使融入社區(qū)的大學校園，有的圖書館、體育館等場館也有門禁系統(tǒng)，非本校師生并不能自由進入。學校對外開放的措施，是學校董事會，在聽取師生和社區(qū)居民意見后做出的，因此，對于是否開放、開放的程度以及開放措施，師生和社區(qū)居民存在一定共識。

“在我國，有形的校園圍墻的開放與關閉，尚未能制定明確的制度規(guī)范與有效舉措。”2020年4月，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教師張強發(fā)表的《公立大學校園開放的法理、學理與治理》一文曾指出。

究其根源，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首先，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學擴招，造成了高等教育資源的緊缺，公眾的進入進一步造成資源緊張局面的惡化，校內(nèi)師生與校外人員之間的矛盾時有發(fā)生。其次，民眾在參觀校園過程中缺乏素質(zhì)的表現(xiàn)，引起了校內(nèi)師生的反感與排斥。

張強認為，公立大學的校園開放問題涉及公物利用的法理、大學價值的學理以及利益相關者的治理等層面。立足公物理念，需要澄清公立大學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為校園開放的正當性提供法理支持。

學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依據(jù)學理的要求，應當引領區(qū)域文化風氣，滿足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最后，通過政府的支持、學校的引導、以及民眾的參與，實現(xiàn)有效的校園治理，最終在有序開放的基礎上實現(xiàn)大學功用的發(fā)揮與社會文化的改善。

熊丙奇認為，針對開放可能帶來的安全管理問題，學校可以制訂校園開放管理規(guī)定，招募學生以及社區(qū)志愿者參與開放后的校園秩序維護。

針對開放帶來的市民與學生“搶”體育館、圖書館等場館資源的問題，可以引入第三方機構(gòu)，建立開放資源管理平臺，選擇合適的時段，向社區(qū)居民開放。而且，這一開放資源管理平臺，還可以把所有學校、社區(qū)資源整合在一起，向社會公眾開放，并提高開放管理效率。

就當下的校園開放而言，高校應該順應社會公眾要求開放的呼聲，將校園開放恢復到疫情前的程度。同時，在聽取師生和社區(qū)居民意見基礎上，梳理可以向社會開放的校內(nèi)資源，建立校園開放的長效機制。

（文中袁華為化名）

（文章來源：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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