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企業“不能說的秘密”

自2001年起，世界知識產權日已走過20個年頭。這20年也正是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的階段。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平衡保護創造性勞動和發明與鼓勵促進社會共享的方式，在我國越來越受到重視，其包含的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權利日益走入社會大眾視野。

“與上述這些‘有名有姓’的權利相比，商業秘密猶如冰山在海面下的部分，雖然不顯山不露水，但是在現代企業競爭當中，往往更加重要。比如芯片產業的龍頭企業臺積電，其知識財產90%以上是依靠商業秘密獲得保護，專利的份額相比較而言小得多。”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劉春田指出。

4月25日，最高檢舉行第38次檢察開放日暨商業秘密司法保護檢察論壇，聚焦商業秘密保護問題。

商業秘密保護需求上升

論壇上發布的一組數據說明了商業秘密保護不足的現狀——

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5847件12163人，侵犯商標權案件占總數的94.2%，侵犯著作權案件占5.3%，侵犯商業秘密罪占0.5%。

“專利權是以公開換保護，讓社會知道有這個方案，其他人在此基礎上再創新，它在一定期限內具有排他性，使用的人需要支付費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李劍說。“而商業秘密不具有廣泛排他性，其他人通過正常途徑獲得相同技術也可以使用，但它是企業競爭的真正本錢。”劉春田解釋，比如制作景德鎮瓷器需要72道工序，但其中的商業秘密可能有上千種，“送進窯中的動作，火候控制的力度、時間等，都是商業秘密”。

商業秘密不公開，也沒有保護期限，企業會根據不同需求選擇以專利還是商業秘密的方式保護知識財產。比如，可口可樂的配方就是以商業秘密的方式進行保護。

雖然目前涉商業秘密案件量不大，但上升趨勢明顯。

“2019年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起訴的案件數和人數相比較2018年，分別上升了51.9%和60.7%。”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副主任宋建立分析，今年3月1日起實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了商業秘密刑事保護的門檻，預計相應案件數量會繼續上升。

司法實踐中證據收集難

保護需求上升的同時，司法實踐中也面臨不少難題。

“目前證據收集上存在難度，各司法機關在證據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的認識也不統一。”宋建立坦言。

以北京華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侵犯商業秘密案為例，李甲等三人曾先后入職中軟融鑫公司，擔任高級軟件開發工程師等職務，2013年三人共同出資成立同業競爭公司——華頡公司。其中一人仍留在中軟融鑫公司工作，但參與華頡公司運營，2013年至2016年間多次將中軟融鑫公司軟件模型資料等提供給華頡公司。2017年中軟融鑫公司報案。為鎖定三人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證據，檢察機關在上百TB的數據中，找到了李甲等人上傳修改源代碼、刪除原公司標識的96個文件。涉案軟件商業秘密非公知性、同一性，以及目標代碼與源代碼的對應關系等認定專業性極強，鎖定證據不易。

“3年來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不批準逮捕122人，不捕率為38.9%，其中因證據不足而不批準逮捕的為103人，占不捕情形的84%。同期起訴的196人中9人被判無罪，無罪判決率為4.6%，而同期經濟犯罪的無罪判決率為0.1%。”宋建立進一步說明。

上述案件還反映出了商業保護案件中的另一大特點：80%以上案件涉及企業員工或者前員工。涉案人員多集中在核心技術崗位或高級管理崗位，犯罪主體學歷普遍比較高。

“一些企業對商業秘密的日常管理比較薄弱，比如雖然在規章制度或者勞動合同中籠統規定了員工負有保密義務，但對于哪些是商業秘密沒有明確界定，一旦發生糾紛商業秘密就很難認定。”宋建立說。

專家呼吁專門立法

商業秘密保護難，周期長、證明難、成本高，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何解決其中的痛點，引人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大學公管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授馬一德曾在多個場合呼吁商業秘密專門立法。

他介紹，近年來，世界各國更加重視商業秘密保護，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專門立法的保護模式。我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領頭羊，有必要融入國際潮流。

“此前我國主要是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制定了商業秘密保護的相關條文，但這種保護模式已不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也不利于我國面對國際競爭新形勢。”馬一德建議，盡快整理現行商業秘密保護相關內容、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和地方立法的經驗，全面檢視現行制度的缺陷，制定一部專門的商業秘密法。

（本報記者 陳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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