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住房太緊張……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部分省會城市,一些年輕父母選擇將學齡前的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撫養。

與備受公眾關注的農村留守兒童相似,都市“返鄉兒童”也有著相同的苦惱:學齡前的成長過程缺乏親情陪伴、家庭教育的支持。

社會應該加大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和政策支持——不論父母是否在,愛都不能缺席;在社會層面,應當探索建立健全科學的育兒社會支持體系,減輕家庭育兒的壓力。

對孩子有愧疚,對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特別是在一線城市,生活的壓力更大。楊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領。春節后,由于夫妻兩人都要開始上班了,他不得不把兩歲的兒子送回了距離北京300多公里的老家——河北省行唐縣。

爺爺奶奶年紀也不小了,把孩子交給他們撫養,既有對孩子的愧疚,更有對父母的歉意。“的確很無奈,我們也考慮了很久,才做出這個選擇。”楊先生說,家里只是個小兩居,請保姆白天來家里照顧,我們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他和妻子身心俱疲的狀態維持了大約一年,兩口子都覺得撐不下去了。

將父母接到北京幫助照顧孩子?楊先生夫妻倆也考慮過這個辦法,但是一來房子小,父母勉強住下來,5口人比較擁擠,二來父母生活不習慣,很難適應北京的生活。

記者在北京、上海采訪多名“返鄉兒童”家長發現,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兩居室,面積從40平方米至90平方米。如果父母雙方來一個的話,育兒時難以支撐;如果父母雙方都來,就是5口人擠在一起,特別擁擠。

還有的父母,受困于一線城市保姆、幼托機構收費過高,不得不將孩子送回老家。在深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1歲多的女兒送回四川老家。“不是不想帶孩子,是付不起保姆錢。一個保姆一個月要8000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說,夫妻倆月收入近3萬元,但是去掉房貸以及保姆費用,也沒剩多少錢了。“還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我們把給保姆的錢寄給父母。”

《北京市托幼服務問題和對策研究》一文顯示,從北京市居民需求來看,有64.1%的家庭希望孩子“在3歲之前接受早期教育”,34.9%的家庭希望孩子能上“幼兒園親子班”,21.2%的家庭希望能在“離家近、有資質的幼兒看護點”,20%的家庭希望能提供“社區公共早教”,14%的家庭希望去“比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機構”。

祖輩撫養不能完全代替父輩

記者調查發現,孩子“返鄉”之后,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

有的孩子因為隔代撫養的溺愛,養成了難以糾正的不良習慣。北京市民劉先生說,孩子長期在老家待著,目前已經3歲多,還要大人喂飯。孩子要啥老人就給買啥,稍不如意,孩子就滿地打滾等,讓兩口子很頭疼。

有的孩子因為缺少父母陪伴變得更害羞、不自信。北京市民盧女士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告訴記者,相比于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孩子,由祖輩撫養的另一個孩子性格相對自卑、內向一些。比如帶孩子上街,碰到一個同事打個招呼,他都要躲在自己身后;有陌生人來家里,也要藏起來。孩子在表達自己觀點看法的時候,也相對不自信。

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說,老家空氣好,北京秋冬季太干燥,尤其是空氣污染重的霧霾天氣,孩子不適應,所以每到秋冬季,她都會把孩子送回廣西老家。“老家有表弟、堂姐可以一起玩,讓孩子多體驗小城市的生活。”秦女士說,自己的母親也要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于是就把女兒放在外婆家。和表姐一起玩、一起長大,女兒很開心。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麗穎表示,在祖輩的大家庭中長大,能為孩子提供愉快、寬松的成長環境。同時,便于孩子增強對情感感知、規則意識的建立、社會關系的認知等。

“返鄉兒童”群體,在一些比較大的省會城市也很常見。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決心,把5歲的兒子送回了河南省鄲城縣的農村老家,上小學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個月時間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根本忙不過來。

“孩子年紀越小,每日每時的陪伴所形成的心靈撫養愈發重要。”成長教育師蘭海說,年輕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來說,0至6歲這一階段,父母的撫養幾乎可以鑄就兒童的心理特征、人格特征、人際交往模式。這種微妙的差距,使得祖輩實際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輩。

建立社會育兒支持體系

專家認為,在撫養孩子過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場,但父母之愛絕不能缺席。都市“返鄉兒童”的背后,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兒壓力,要減輕這種壓力,需要從政府、市場、家庭等多方發力,共同建立科學合理的育兒社會支持體系。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麗穎指出,孩子由父母帶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沒時間,選擇送祖輩扶養,一定要考慮祖輩是否有育兒能力。建議父母要和祖輩一起制定規劃,參與到孩子扶養當中,多和孩子溝通,包括面對面和視頻。父母不要因為工作忙,就把對孩子的教育、撫養完全交給祖輩。

北京市民楊先生告訴記者,每天晚上到家后,夫妻倆都要通過視頻和兒子說說話,一般每個月都開車回老家一次,和兒子一起過周末。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黃家亮認為,都市“返鄉兒童”問題的背后,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兒壓力,要減輕這種壓力,需要從家庭、市場、政府等多方面綜合發力,共同建立科學合理的社會育兒支持體系。

據北京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段婷婷介紹,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現波段性生育高峰,流動人口快速增長,3～6歲入園學額緊張,不少公立幼兒園取消了托班或親子班,托幼服務資源愈加匱乏。再加上,托幼機構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部分機構收費較高,能同時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務的機構少,難以滿足家庭,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黃家亮建議,在政府層面,鼓勵幼兒園或其他社會力量開設幼兒日托服務,加大財政扶持力度,逐步構建0～3歲育兒支持服務體系;在市場層面,鼓勵規范以小飯桌形式托管幼兒模式的發展;在社區、家庭層面,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區多戶低齡兒童家庭互助組織,或者借鑒日本等國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對全職家庭主婦的保護,讓女性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回歸家庭,而無須考慮經濟、社保等方面的壓力。

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這一問題變得更具緊迫性。一些受訪家長反映,近年來二孩放開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廳才6平方米,特別促狹壓抑,”一名受訪家長說。

目前,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托幼服務發展,把托幼服務視為政府責任的一部分。我國也應該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同時,盡快制定托幼服務發展規劃和配套政策法規,出臺托幼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和托幼服務機構設置管理辦法。

標簽： 育兒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