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張家界天門山景區4名游客“組團”自殺的事件備受熱議。其中3名男子縱身一躍跳下懸崖，另外1名女孩被及時阻止后緊急送醫。但她在跳崖前已經服毒，最后還是搶救無效。4名自殺者全部身亡。

(資料圖)

圖片來源于網絡

警方經過調查后，排除了刑事案件和其他因素，4人均系自殺，他們在背包里還留下了遺書。

很多網友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組團”自殺，也不明白怎么他們的家屬都沒發現他們要自殺的跡象。

上周五，我們推出了文章、視頻對這4名自殺者的心理進行詳細的分析，尤其是普及了“微笑型抑郁癥”的知識。

后來，國內知名的醫療資訊平臺“醫學界”還對我進行了采訪，邀請我作為指導專家對這個事件進行更深入的剖析。

雖然事情已過去好幾天了，但仍然有不少網友在討論。而且網上有很多消息說這4個人都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家庭經濟條件都非常差。很多網友發出感慨：

“他們是“窮”死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們不是那么窮，就肯定不會得抑郁癥，更不會自殺了。

網友在我們文章下方的評論，點開后可放大查看

確實，經濟拮據、生活窘迫會增加個體的心理壓力，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如果把這4個人自殺的原因全部歸咎于“窮”，這是非常片面的。

很多經濟條件良好，甚至是實現了經濟自由的人也會罹患抑郁癥，最終自殺身亡。比如張國榮、喬任梁等明星。可見有錢并不能治好他們的抑郁癥。

而另一方面，有很多人經濟條件比那4名“組團”自殺的人更差、過得更苦，但他們不一定會得抑郁癥，更不一定會自殺。

像我們之前寫過的“90后女卡車司機”，她慘遭家暴，逃離家鄉，到大城市時幾乎身無分文，最后不得不向面店老板討吃的。但她不但沒有得抑郁癥，還成為一名獨立的女性。

所以，雖然窮會增加生活壓力、心理壓力，但是窮≠抑郁癥，富裕≠能治好抑郁癥。

更何況，很多網友吐槽“社會內卷”讓收入低群體感到壓力山大，但其實，如今更多的“社會內卷”反而集中在高學歷人群。像很多碩士、博士、海歸人才，家庭經濟條件很好，他們很有抱負，但畢業后發現自己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不但薪資待遇嚴重低于預期，甚至可能找不到相對滿意的工作。他們罹患抑郁癥、雙相障礙的可能性也很高。

相反，重體力、輕智力的低學歷工作并不難找，有些領域甚至可以說非常好找。像很多工廠常年招人，送外賣、送快遞等崗位也經常缺人，待遇也不算很低。

也就是說，張家界這4名自殺者雖然存在經濟困難，但他們不至于沒飯吃，甚至在客觀上來說，他們也有可能可以通過持續的努力，逐漸改善經濟條件。

甚至從某個程度上來說，他們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掙不到錢而抑郁；而是因為出現了嚴重的抑郁癥狀，社會功能嚴重受損，才無法正常工作、生活，甚至無法正常社交，越來越絕望，最后決定自殺。

那他們到底為什么會罹患抑郁癥（也有可能是雙相障礙的抑郁發作）？為什么同樣在經濟上很難，但有的人會精神崩潰，有的人不會?

這就涉及到抑郁癥背后的根源——疊加性心理創傷。

有的人雖然家境貧寒，生活很苦，但沒有遭受太多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又或者曾經遭受過一些，但因各種原因慢慢得以療愈了。如果他們因為一些原因而塑造出強大“逆商”的話，他們不但不抑郁，還特別堅強堅韌，上面的“90后女卡車司機”就是典型。

可有的人在成長過程中遭受過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一直得不到修復，也沒有建立起“逆商”，就非常容易罹患抑郁癥。如果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患者就容易走上輕生之路。

圖片來源于網絡

這4名自殺者極有可能就屬于這種情況。只不過他們之中有些人是典型的“微笑型抑郁癥”，會刻意偽裝，總是掩飾內心真實的情緒，所以他們身邊的人都沒發現。

當然，網友的評論中也不乏理性的聲音。有網友說，這4名自殺者肯定有自身的精神心理問題，但現實中的生存壓力，也確實對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到底怎么改善“社會內卷”的問題？

其實國家相關部門也一直在思考、并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近幾年，國內不少高新產業升級，尤其注重半導體、新能源汽車、航空航天等領域的發展，希望搶下國際市場上更多中高端產業的份額，為高學歷人群提供就業機會。

當產業升級后，也能帶動低學歷人群的就業。而高學歷人群的生活質量提升了，會促進消費和經濟發展，低收入人群可選擇的崗位和收入也會更多。

解決社會內卷的問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如今日本、韓國等國家同樣也經歷著“社會內卷”。相信隨著我國不斷發展，這個問題最后能夠得以解決。

但對于我們個人來說，我們不能指望等國家解決“社會內卷”的問題后，我們再來解決“社會內卷”帶來的焦慮和心理壓力。我們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提高對自己精神心理狀態的覺察能力，提高逆商；如果發現自己有精神心理癥狀，應理性地及時求治、求醫。

而作為有孩子的父母們，你們需要做的不單是增強自我覺察能力，還有學習科學的精神心理知識，懂得識別孩子是否有精神心理問題，尤其是兇險的“微笑型抑郁癥”。

“微笑型抑郁癥”并非新名詞了，是部分精神科專家在很早之前就提出的概念。雖然它不是嚴格上的診斷名，而是一個俗稱，但確實描述了部分有特定特征的抑郁癥患者。

“微笑型抑郁癥”難以被察覺、隱蔽性極強。這部分患者決定采取自殺行為時，往往會做好充分的準備，并在身邊人毫無防備的時候實施。悲劇發生時，他們的身邊人會非常錯愕、感到難以置信。

但目前很多人對“微笑型抑郁癥”缺乏了解，甚至包括不少精神心理衛生從業人員。“微笑型抑郁癥”的危害比一般的抑郁癥更大，希望父母們要拓展自己的認知邊界，掌握識別和應對措施。

以下轉載《醫學界》對我采訪的全文。

——何日輝

(下文來源于：醫學界）

我國不斷加強該領域的內容監管，進行主動防控，加強對不良群聊的創建者和管理者的處罰力度，一旦發現永久停號。對于在群內教唆他人進行自殺的行為，將向司法機關舉報。

撰文 | 汪航、燕小六

清明節前一天，4名游客在張家界天門山景區集體自殺了。4月7日凌晨，當地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情況通報稱，3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另有一名女子被及時制止，但因跳崖前服毒，經緊急送醫搶救無效后死亡。4人均系自殺，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

通報迅速引發社會嘩然。據“大象新聞”消息，一份網上流傳的文件顯示，自殺的4名游客分別來自福建、河北、河南、四川，年齡從22歲到33歲不等。后經公安部門偵查，跳崖前，四人留下了簡短的遺書，稱自殺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與他人無關。

據一名死者家屬向媒體透露，當地警方表示，這4名死者是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為帶頭人。另有張家界文旅局工作人員稱，他們跳崖前都服了毒。目前，當地已成立工作專班，統籌協調救援和善后工作。

在詳細的調查結果公布前，這一極端行為給其家人及社會留下諸多疑問——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們選擇以如此決絕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青少年精神心理專家、晴日心理創始人何日輝告訴“醫學界”，4人極可能存在精神心理問題，“較大概率是‘微笑型抑郁癥’，或處于雙相情感障礙的抑郁發作期。”

近年來，發生在全球范圍內的青少年通過網絡相識并相約自殺的案例層出不窮，多與心理健康等諸多因素有關。有專家呼吁，醫療的早期介入和社會預警、干預體系對降低自殺率至關重要。

01、專家：自殺事件或指向“微笑型抑郁癥”

“自殺”是一個距離我們并不遙遠的詞，世衛組織（WHO）發布的《2018世界衛生統計報告》稱，中國的自殺率為9.7/10萬人。

多數自殺與抑郁、焦慮情緒相關。《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數據顯示，18至34歲青年是各年齡段中最為焦慮的群體。而張家界自殺事件中的四名當事人，均處于這一年齡范圍內。

報告還提示，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隨著月收入的增加，抑郁風險檢出率呈現曲線變化，月收入2000元以下組的抑郁風險檢出率最高。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中，張家界這起相約自殺事件背后，“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除了年齡和收入外，何日輝還從張家界自殺事件的相關報道中發現了其他細節，“其中有一名23歲男子，在出事前特意打電話告訴媽媽，說要去旅游。另一名00后女生在媒體報道中，被稱不是內向的人，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這些都是‘微笑型抑郁癥’表現。”

據他介紹，“微笑型抑郁癥”又稱“陽光抑郁癥”，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抑郁癥，或可稱為抑郁癥的非典型情況，有些患者會故意裝出理性、積極的樣子，還有人則隱藏得更為徹底，家人、朋友從始至終都無法察覺。

在不斷的偽裝中，“微笑型抑郁癥”患者承擔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崩潰或來得更快、更堅決，當家人回過神來、發現其情況不對，往往是傳出噩耗的時候。

“雖然其隱匿性強，但仍有早期識別的信號。”何日輝指出，一部分人在輕生前往往有自殘行為以釋放壓力和情緒，客觀存在的傷疤難以隱藏，父母可據此及時應對。

在他看來，這一事件對社會大眾最大的教訓是，要提高對這類抑郁癥的識別能力，“人們對抑郁癥存在刻板印象，覺得患者都是郁郁寡歡、情緒低落、自我封閉、喪失活力的，但他們也會隱藏起來，每日仍以微笑示人，融入忙碌的人群、維系日常學習和工作等。”

從醫學角度而言，何日輝解釋稱，存在強烈自殺念頭的人，其實是被癥狀控制，從而陷于極度不理性的災難化思維中，此時需要專業、及時的危機心理干預，或是尋找合適的方法治療，讓其恢復理性，而絕非是與同樣悲觀、不理性者形成交集，互相產生負面影響。

他說，阻止自殺行為只是起點，關鍵是要應對其精神心理問題，包括精神心理醫生、咨詢師、社工等專業人員要及時跟進，展開相應治療。但目前，精神心理疾病仍存在被污名化的現象。比如張家界事件發生后，類似“好死不如賴活著，連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等埋怨式評論頗多。

何日輝對此提醒，抑郁癥患者內心長期忍受著痛苦和煎熬，當這種痛苦超過對自殺的恐懼，他們就會行動。“大家要理性認識，在嚴重的精神心理問題前面，生命非常脆弱。”

02、網絡群體自殺事件并非孤例

自殺原本是一種封閉性、個人性的自我行為，可上述疑似“相約自殺”事件發生后，卻將這一行為變成一種約定性和群體性的行動。

早在2016年，“新華網”報道了一個相似案例。20歲的湖南大學生小偉通過QQ群和網友相約去峨眉山跳崖，小偉父親假扮女網友臥底該QQ群，成功救下另一名輕生者，但第二天，父親就收到警方消息：小偉已另約他人在長沙雙雙跳樓身亡。

這起悲劇揭開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群體：相約自殺群。這是以自殺為主題建立起來的社交媒體群組，形式可分為QQ群、微信群和其他網絡社交媒體等，群成員在這里討論死亡、相約共同赴死，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同一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網上搜索關鍵詞“自殺QQ群”后發現，相關搜索結果約為216萬個。而臥底“自殺群”的媒體報道也被廣泛傳播。在這些群聊成員中，一些人還在討論階段，也有人像上述自殺者們一樣，把潛在風險變成了事實的悲劇。

不止是國內，網絡群體自殺更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根據日本警方公布的數據，從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共有45名日本人簽定網絡自殺協議后死亡。日本警方稱，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在互聯網上簽定自殺協議而集體自殺的方式在日本屢見不鮮。

從2009年4月份開始，韓國相繼發生3起集體自殺案件，共有11人喪生。這些輕生者都是通過自殺網站結識后，聚眾在車輛或房間內點燃煤爐，導致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

眾多網絡群體自殺事件中，興起于2016年的“藍鯨游戲”波及范圍最廣。這是一款死亡游戲，有50個關卡，參與者主要是10-14歲的青少年，參與者加入后，會受到組織者的擺布，挑戰范圍從獨自觀看恐怖電影到在手腕上刻下鯨魚圖像，第50個挑戰要求玩家自殺。

借由網絡，“藍鯨游戲”迅速從俄羅斯傳到世界其他國家，已致130名俄羅斯青少年自殺，包括英國、阿根廷、墨西哥等在內的多國都曾發布警示。

2017年，我國四川地區的公安機關曾破獲一起“藍鯨”案件，52人參與“藍鯨”死亡游戲，其中22人有自殘行為，2人因參與過深，精神出現異常被送精神病醫院治療。參與者年齡最小的11歲，最大的29歲，尤其以11-17歲年齡段的青少年居多。

何日輝分析，現實中的陌生人通過網絡溝通輕生計劃等細節，說明其自殺意愿強烈，不愿意被施救，“一般來說，這些人往往存在精神心理問題，患病根源是他們曾遭受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并且不斷自我否定。”他指出，這些疊加性心理創傷可能來自家庭、校園、社會、互聯網等多個方面。

03、“精神疏離癥”和網絡的催化作用

曾有“臥底”自殺群、充當“網絡勸生者”的志愿者總結了自殺群內成員的特點：抑郁癥患者、有其他精神疾病、情感受挫等，基本都和“病、錢、情”相關。

對有抑郁或自殺傾向、深陷負面情緒的人來說，虛擬的網絡世界能夠提供抱團取暖的作用，但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長張侃曾對此公開表示，這種抱團往往取到的不是暖，而是在群里相互碰撞交流后，負能量被進一步擴大。

2018年，北京體育大學心理學院的研究者在期刊《心理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題為《對網絡群體自殺事件的心理分析——以共同實施自殺和組織教唆他人自殺行為為例》。通過親自加入自殺群進行調查，作者系統描繪了加入這類社交網絡的人物畫像。

一類是自身有自殺想法，但沒有勇氣和方法實施自殺的青少年。這時，“網絡自殺群”會為其提供自殺方法及一個和他們有著同樣情緒的群體，即使這個群體帶來的是死亡，卻因為讓年輕人似乎找到了傾聽者和同類，減弱了對死亡的恐懼。

作者發現，在這類群體中，大多數人都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例如被親人遺棄，感情受挫，學業壓力，社交困難等，也都有著比較低的社會支持系統，擁有很少或根本沒有親密關系。還有一部分人有確診的中度到中度抑郁癥，雙相障礙等心理健康疾病。

對這類人而言，如果群體中有人提出自殺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解決辦法這一意見時，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

“一旦這樣的情緒或方法得到認可，并有人實施了，別人看到了效果，真的是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么那個人的自殺意念會通過網絡擴大化，產生一種從眾效應”，作者表示，這將導致其他人，或即使是旁觀者也在潛意識中加深了這一想法：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大不了一死了之。

另一類出現在網絡自殺媒體中的人是這些群體的組織者，他們會以幫助別人擺脫痛苦的身份自居，在群體中傳播消極思想和自傷自殺的方法，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藍鯨游戲”。

除了盲目的從眾效應和網絡自殺思想傳染外，“精神疏離癥”是此類人群的典型特征之一。2003年前后，日本出現了眾多類似的以征集自殺“伙伴”為內容的網站，這一概念隨后由日本精神病專家提出，指那些與社會脫離，不參加社交活動和自我封閉的人。

當時在日本，大約有120萬人存在自我封閉的精神問題。日本精神分析專家奈本指出，這些患“精神疏離癥”的人往往是因為他們難以與外界溝通，“通常來說，他們有著嚴重的精神問題，他們很難與他人面對面地交流，在別人面前討論他們心情時會產生恐慌。”

奈本還認為，患“精神疏離癥”的人往往在登錄網絡或與陌生人交談時會產生一種極大的快感。他們可以在與網絡伙伴的交流中展示出他們最真實的想法，也正是這種“精神疏離癥”和網絡的催化作用，使得一些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傾向于通過網絡結伴尋死。

04、自殺如何實現早期干預？

事實上，自殺干預一直是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議題，在《精神衛生行動計劃（2013-2020）》中，世衛組織會員國將致力于到2020年實現將各自國家的自殺率降低10%的全球目標，并在2021年發布的《國家預防自殺實施指南》中，為加強自殺預防工作提供了明確的途徑。

比如，立陶宛自殺預防局每一個工作日都會在網絡媒體上，審核近700份關于自殺或自殺未遂的報告，他們會使用特定的關鍵字和媒體監測搜索引擎，來實現監測，然后分析標題、文本、視頻和照片材料。

還有國家將網絡自殺當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列入政府管控范疇。2003年，澳大利亞通過新法案，加強已有的禁止輸入或輸出與自殺相關信息的法律；2009年4月，韓國相繼發生多起網絡群體自殺事件后，建立了“違法和有害信息報告中心”等投訴渠道。

我國也在不斷加強該領域的內容監管。如通過技術風控、用戶舉報、人工巡查等方式進行主動防控，加強對不良群聊的創建者和管理者的處罰力度，一旦發現永久停號。對于在群內教唆他人進行自殺的行為，將向司法機關舉報。

此外，發展針對心理和精神疾病的醫療仍然是自殺干預問題的重中之重。早在2002年12月3日，我國首個經政府批準成立、面向自殺群體的醫療機構——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正式成立，同時開通了中國第一條自殺干預熱線。

從那時起，全國陸續成立了十幾家心理危機干預中心，采用熱線、網絡、門診等方式，實施心理危機救助，更大范圍和層次地進行自殺干預。以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為例，截止2020年，該熱線已累積為40多萬有心理困惑的來電者提供服務，成功化解高危來電1萬余例。

“醫學界”發現，在新浪微博搜索框輸入“自殺”二字，置頂信息是“你并不孤獨，我們都在”，后附“全國24小時免費心理咨詢010-82951332”。在其他搜索平臺中，鼓勵話語和心理援助熱線都會緊緊伴隨“自殺”相關信息第一時間出現在公眾眼前。

除了傳統的心理危機熱線外，科技也在介入自殺干預領域。2018年，“樹洞行動救援團”創始人、同濟大學附屬精神衛生中心特聘教授黃智生試圖用人工智能在每天新增數千條信息的微博“樹洞”留言中發現存在自殺傾向的用戶，樹洞機器人隨之誕生。

該機器人通過算法篩選出需要被介入幫助的個體，再將監控報告發至救援群中，由志愿者們再自發開展援助，并依托心理咨詢專家團隊的資源，在北京市回龍觀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武漢人民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等醫院建立綠色通道，有精神障礙的輕生者可被推薦前往就醫。

即便預防自殺的渠道日益完善，但必須承認的是，自殺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除了醫學外，從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到社會學，每一個學科都能對自殺給出詳細的闡釋。這也提醒我們，完善的自殺預警和干預體系是消解青少年網絡自殺群體的應對之策。

2015年，時任世衛組織心理危機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副主任李獻云在接受“法治網”采訪時表示，缺乏自殺預防體系是我國相關自殺預防工作最大的局限性。她建議，“如果能有國家自殺預防策略的話,或者把國家的自殺預防計劃納入精神衛生規劃中,對于整個自殺預防工作會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和幫助。”

指導專家：何日輝 青少年精神心理專家、晴日心理創始人

責編：徐李燕

編輯：趙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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