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按照公安部“云劍”行動的總體部署，北京警方針對“套路貸”犯罪持續加大打擊力度，全年共打掉違法犯罪團伙130余個，抓獲涉案人員1500余名，破案4000余起，查繳涉案資金近40億元。新華社CNML圖片 商海春/作

騙子還要考試，測試他們能否區分誰更好騙。

2019年12月30日，北京一起“套路貸”案的52名被告人分別獲刑。此前，主犯曾用暴力、賄賂等手段構建犯罪網絡，也曾用試卷考核員工，篩選作案目標。

法律的判卷結果是紅叉，公平正義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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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房子里，李淑惠和丈夫于澤祥生活了25年。

2009年，于澤祥第三次腦血栓發作，出現癡呆、心衰等合并癥。出院后，他在妻子的照料下慢慢恢復，“能自己上樓下樓，在小區里遛彎”。

照顧老伴之余，李淑惠學跳奔放熱烈的民族舞。教舞的是隔壁小區的陳英(化名)，兩人的關系越來越親密。

2017年2月15日，陳英找到李淑惠，介紹北京新元盛業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簡稱“新元公司”)的“酵素”保健品。這不是陳英第一次推薦，“要給她一個面子”，李淑惠答應去看看。

她記得在新元公司，自己被帶到董事長王淑芳的辦公室。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產品包括“酵素濃縮液”“消化酵素”等6款。該公司官網宣稱，這些酵素的推廣，“將酵素從保健品級別提升到‘掌握人類生老病死的終極密碼’級別”，其意義“不亞于100多年前為自由而戰的辛亥革命”。

事實上，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官網，這些自稱“抗衰老、減肥、美容、治病、延命一次搞定”的產品，連保健品或藥品的批準文號也查不到。

李淑惠只關心一個問題，“酵素”能不能改善便秘，董事長王淑芳給出了肯定的答復。“她說不用買，用我房子抵押，免費吃產品，每個月還給我1%的利潤。她說這是‘以房養老’，盤活房產證。”

聽到“房子”，李淑惠一度遲疑，“我們就這一套房”。

王淑芳再三保證，陳英也“現身說法”，公司里人頭攢動，李淑惠同意試試。她沒有貸款渠道，王淑芳立即打了個電話，“我這兒有一個阿姨，要做房貸”，報出了李淑惠的手機號碼。

第二天，一個叫趙文龍的小伙子來到老人家樓下，要幫老人辦貸款。李淑惠兩口子被他帶到北京市方正公證處，簽下厚厚一摞文件。

早在2015年，李淑惠的左眼就因患青光眼而失明，此后右眼視力也在不斷下降，為了看清文件的內容，她幾乎將眼睛貼在紙上。

“復印了8份。沒跟我說具體怎么回事，不讓看，內容也沒跟我說。”李淑惠回憶，當時有一個人在翻文件，翻一頁就指著落款處催她和老伴簽，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簽了什么。

出了公證處，李淑惠被帶到海淀區不動產登記事務中心辦理房屋抵押手續。老兩口時值400多萬元的房產，抵押出270萬元，打到李淑惠的賬戶里。3個小時后，這筆錢轉到了新元公司董事長王淑芳之父王德立的賬戶上。

按照李淑惠和新元公司簽訂的合同，李淑惠以270萬元購買新元酵素濃縮液產品720公斤，一年后，公司將以12%的溢價全額回購。合同還顯示，“為了購買產品而貸款所產生的”的每月8.1萬元利息由新元公司承擔。

從2017年3月開始，李淑惠每月都會收到新元公司1%的“溢價”2.7萬元。“一開始我提心吊膽的，連著打了5個月錢，我還挺高興的。”她沒有意識到，所謂貸款出借人盯上的是她的房子，王淑芳盯上的是房子抵押出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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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六個月，2017年8月19日，李淑惠接到貸款出借人的電話，問她為什么不還息。她急忙聯系王淑芳，可對方“一拖再拖”。

一個星期后，李淑惠接到陳英的電話，“李姐，他們有的人房子被過戶了，你去看看你的房子被過戶了沒有?”

李淑惠連忙叫回在外開小店的兒子于峰，兩人到海淀區不動產登記事務中心查詢發現，就在兩天前，她的房產被人買賣過戶到一個名為劉君的人名下，她沒拿到售房款。“我心說完了，房子讓人給過戶了，沒房子了。”

幾天后，當李淑惠再次前去查看資料時發現，8月29日，這套房產又被第二次過戶到北京保俶貿易有限公司名下。李淑慧去新元公司找王淑芳，發現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中國青年報》曾于2017年7月28日以《他們為何遭遇“以房養老”騙局》為題對類似騙局進行了曝光，8月14日起，方正公證處被要求停業整頓。有關部門隨即規定，60歲以上老人辦理賦予強制執行力公證的時候，需要兒女陪同。

查看王淑芳與多名受害者的對話記錄時，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新規正中新元公司模式的要害。公司當年8月想引入新的老年購買者資金時變得困難。多名受害者曾表示，8月31日，他們看到一些放貸人來到新元公司的會所，與該公司發生糾紛，晚上10點左右，警方將王淑芳帶走調查。

在方正公證處，李淑惠也見到數名有相似遭遇的老年人。“當時我們誰也不認識誰，我是新來的，就把我加到群里。”她從公證處調出部分自己曾簽下的法律文書。

這其中包括一份借款合同、一份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以及一份全權委托書。受托人林國強等人可以代為辦理房產買賣交易手續、網簽手續、銀行還款手續，代為確定房屋價格、出售房產并代收房款等，這些是她日后失去房產的關鍵。

“只要你簽了授權委托書，做完公證以后，相當于你的房產已經陷入巨大的風險中了，當事人對這個房產基本上可以說不能再掌控了。受托人隨時可以買賣房屋、過戶房產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民警魏建勇在介紹案情時表示。

這些文件中，甚至有一份“財產分立”協議書，寫明“該房屋全權歸李淑惠所有，與于澤祥無關”。李淑惠說，她對這份協議一無所知，后來才明白，是因為交談中公證員曾發現于澤祥癡呆、失語，沒有民事行為能力。實際上，這套房產是于澤祥所在單位分配的，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財產。

3

2018年8月21日上午10點多，李淑惠給失禁的老伴清洗衣物，開著房門通風。3個穿黑衣服的大漢進了客廳。她后來才知道，領頭的人名叫萬元春。

家門口還有3個人，一個人盯著她，另兩個在門外換鎖。李淑惠稱，鎖一換好，坐在輪椅上的于澤祥就被兩名壯漢抬出家門，剩下4個人把她拽出門外，鎖上門走了。

李淑惠趕緊報警，老兩口被帶到清河派出所做筆錄，在派出所待了一晚。因為天涼，一位警官把自己的T恤衫送給了于澤祥。當晚，李淑惠在房間內的物品被連夜裝車運走。

兩人身無分文，只有兩把輪椅。第二天，民警為二老買了早餐，鄰居為李淑惠送來毛巾被。一出派出所，萬元春等人就開著面包車遠遠地跟上他們。“我上哪兒他們上哪兒。”

老兩口在派出所待了3個晚上，又去麥當勞餐廳待了3天。于澤祥總念叨著“回家”，第七天，李淑惠帶著老伴回到小區單元門口，找來廢棄紙箱，鋪開休息。

住在六樓的鄰居給他們送來單人床。李淑惠說：“那個時候我不能垮，我要一垮了，我老伴就完了。”

離家第十天，于澤祥發起了高燒。李淑惠鼓起勇氣，敲開跟著她的面包車的門。“我說求你借我點錢，我帶老伴去看病去，他問我借多少，我也沒借過錢，就說你先借我2000元。”

李淑惠回憶，萬元春給她拿了2000元現金。她趕緊帶老伴去了附近的北京市社會福利醫院，當天，醫生下了《病重通知書》。經搶救，于澤祥的命保住了。靠著親戚朋友的接濟，李淑惠陪老伴在醫院住了一個月。

10月初，李淑惠帶于澤祥出院回家。令她意外的是，房門開著。“里頭沒有動靜，我推開門偷偷看，屋里沒人，就是大腳印子、煙屁股，家具什么的都沒有了。”

她連忙給派出所打電話：“現在我那房子沒人，我們能不能住進去?”接線民警告訴她：“你趕緊住進去，房子是你的，你早該住。”

后來她才知道，房門之所以開著，是“法官帶人來看房了”。相關法律文書顯示，2017年9月，該房產被北京保俶貿易有限公司抵押給程某，后程某起訴該公司欠款，該公司未履行法院判決，海淀區人民法院將該房屋拍賣。“貼了一個通知，讓我10天之內騰房。”

“居委會大會、小會，拿我當反面教材，鄰居躲著我。”李淑惠瘦了10斤，一度想去天臺結束生命。但半天找不到上去的路，大哭一場。“我哭明白了，我要走了，我老伴怎么辦。”

她打起精神維權，在其他受害者的幫助下，李淑惠從辦案單位獲得了刑事案件的相關證明，向海淀法院提出執行異議。接到材料后，法院裁定中止該房屋的法拍執行。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最后一個“套”，沒有鎖住她。

2019年2月，于澤祥去世了。李淑惠感到非常自責，覺得自己奔走于公安機關、檢察院、公證處之間時，沒有照顧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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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7日，隨著警方的收網，給李淑惠等被害人設下圈套的團伙被抓獲歸案。

設套的人叫林國彬，是北京京晟嘉匯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京廣金融服務外包公司實際控制人，此前曾做過房產中介公司的業務員。

憑借對房產中介業務的熟悉，林國彬利用專業知識和行業經驗培養了一支近百人的團隊。這些人懂房產過戶、公證委托，團伙中有律師和警察，甚至還搞過虛假訴訟。

警方查明，2013年起，林國彬團伙開始利用類似套路犯罪。被害人中既有像李淑惠一樣籌資購買保健品的老人，也有落入藝術品拍賣騙局的老人、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的中年人。

設套的人一開始就精挑細選物色作案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老年人，60到90歲。第二，這個老年人一般是要有房的。”辦案民警楊應達介紹。

在實際操作中，他們會避開親屬在公檢法機關工作的人。在京廣金融服務外包公司一份員工考核的試卷中，有這樣一道填空題：“哪些人群屬于限制貸款人群?”標準答案是“黑戶、公檢法、福建人、高危行業”。

選好作案目標后，這個犯罪團伙通過各種誘餌，引誘有資金需求的老人入套。

“大部分被害人想對外投資，手里沒有資金，這個時候就有人來了，說您手里不是有房子嗎，您的房子就是錢，您可以抵押房子。”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民警張鈞介紹。

此時，被害人會被林國彬團伙帶到公證處，簽署一系列法律文書，并由公證員進行公證。包括李淑惠簽署的借款合同、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及房屋買賣的全權委托書等。

事實上，我國物權法第186條和擔保法第40條都有關于禁止流押的規定。抵押房產借款時，借款人即使不能按時還款，出借人也不能直接取得房產，而應通過法院訴訟來獲得。然而，通過在公證處獲得的上述法律文書，林國彬團伙繞過法律的禁區。

在林國彬公司，警方發現部分被害人簽署的空白文書，文書稱：“如未按約定還款自愿放棄該房產及房產內所有物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包括但不限于門、窗、家具、電器。”

一旦被害人簽下這些文件，林國彬團伙就找機會制造違約，一些人在約定的還款時間甚至找不到出借人。“電話剛開始關機，后來就停機，一查，房子被過戶了。”

為了過戶老人的房產，林國彬團伙專門成立了5家空殼公司，李淑惠遭遇的北京保俶貿易有限公司就在其中。團伙成員拿著被害人簽署并經過公證的委托書，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過戶房產。過戶后，或是通過房產中介出售房屋，或是把房屋低價拋售給其他小額貸公司，甚至通過虛假訴訟，以借款人不能還款為名，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以此處置房產并占有房屋的差價。

將房產變現的過程中，他們用暴力手段進行清房，造成一些人無家可歸。為了逃避法律制裁，團伙當中負責清房的萬元春等人，表面上與公司毫無關系，但他們在私下形成相對固定的利益鏈。每到清房環節，這些人替林國彬出面完成。

“他為了規避打擊，盡可能地使這些涉惡因素的犯罪跟公司剝離開。”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副總隊長朱峰在接受《北京時間》采訪時表示，“套路貸涉黑涉惡犯罪，與傳統的黑惡勢力犯罪相比有很大的區別，從林國彬這個案件我們可以看出，他是通過注冊合法的公司，有不同的部門正常運營，有實體，一般老百姓很難從表現形式上予以識破。”

林國彬在訊問過程中一度辯稱：“他們找了我們，跟我們借錢，拿房屋作抵押，那肯定是說白了，你不還錢我們就賣房子，這都說好了的。我認為我挺冤的。”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檢察官孫振宇說：“民間借貸，出借人獲取的是借款人支付的利息，但是林國彬真正的贏利點是在于出售別人房屋獲得的巨大的價值，欺騙被害人簽訂這些合同，并且利用這些合同，擅自過戶他人房產，這就是他跟正常的民間借貸巨大的區別。”

201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套路貸”是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的概括性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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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彬團伙的“軍師”、律師李春杰，2016年11月起擔任京廣金融服務外包公司的法律顧問，在此期間，他為林國彬擬定和完善了受害人簽署的法律文書。

李春杰的另一項工作就是出庭應訴。老人被清房后，林國彬團伙面臨大量訴訟。為多位被害人代理民事案件的律師齊正記得，在法庭上，即使面對這些無助的老人，李春杰也多次作了虛假陳述，欺騙法庭。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檢察官孫振宇說：“他作為律師，大量參與訴訟，通過卷宗我們可以看到，被害人陳述過，他們如何在公證環節被欺騙，作為一個律師，李春杰了解所有的法律規定，也看到林國彬公司的所作所為，依然提供幫助，不僅僅是詐騙的共犯，也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屬于積極參加者。”

團伙的另一成員、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一警長，2016年10月以人民幣70萬元入股林國彬的京廣金服公司，占股7%，并按照比例分紅。他用電子鑰匙進入公安內網，查詢個人信息，以此來判斷是否利于清房。

在林國彬組建的名為“司令部”的微信群里，清房人和老人發生糾紛報警時，這位警長曾發語音提示處理這種糾紛的方法：“反正這種情況就死活不能讓他們再進去住，派出所如果要是再說‘不讓他們進去容易出危險’這種話，那你說，我有解決辦法，我給他們租房子，給他們開賓館，他們不去能賴我嗎?不行你就處理我，你又處理不了我，只能讓他們上法院告我。”

問題的另一環節出在公證處。“林國彬能夠把所有犯罪行為合法化，應該說公證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幫助作用。”孫振宇說。

實際上，有公證員助理在辦理公證的過程中，發現辦理此類公證，存在著重大風險，并將此情況向方正公證處四部的部長王純進行了匯報。但王純為了個人利益及部門利益，明確要求助理不要詳細告知，以免出現客戶流失的情況。

王純作為北京方正公證處公證四部的部長，最早的提成是收費的25%，后來拿部門業務量13%-15%的提成。證據顯示，僅2016年，他的收入就達到190.7萬元。其他公證員的工資收入全部與業務量掛鉤，比如公證員楊某的獎金為個人辦證收費的10%。

逢年過節，公證四部的公證員都會收到林國彬等人送來的購物卡、茶葉等禮品。警方還在銀行流水中發現了部分公證員與他們存在資金上的往來。

“他們知道如果告知明確了，所有的被害人就不會簽訂這些合同，不會簽訂這些合同就無法進行公證，他們所有公證費用的來源就會消失掉，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即使明知林國彬這些人實施套路貸的犯罪會造成被害人財產的損失，但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依然簽署這些公證書。”孫振宇介紹。

上述《意見》也明確指出，明知他人實施“套路貸”犯罪，協助辦理公證的，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

2019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52名被告人分別獲刑。

法院審理查明，該團伙以辦理房屋抵押貸款為名，誘騙被害人在公證處辦理賦予借款合同強制執行效力、售房委托、抵押解押委托公證，惡意制造違約事項，利用公證書將被害人房產擅自過戶至該組織控制之下。繼而采用暴力、威脅及其他“軟暴力”手段非法侵占被害人房產，通過向第三人出售或采用虛假訴訟等方式，將騙取的房屋處置變現，共騙取包括李淑惠在內的68名被害人的70套房屋，造成經濟損失1.78億余元。

法院最終對被告人林國彬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尋釁滋事罪、虛假訴訟罪、敲詐勒索罪數罪并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余51名被告人中有11人被判處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9人被判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林國彬黑社會犯罪組織最大的社會危害性，以及區別于以往的顯著特征是，組織拉攏具有專業法律知識的律師民警加入該組織，公證員為該組織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破壞了社會誠信與國家法制建設。”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馬新健說。

副院長辛尚民表示，會盡可能地為受害人追回房產或挽回損失，保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

“現在我老伴走了快一年了，這房子也快有信兒了，我就好好活著。我活著，我兒子他就有個依靠，多大也有個媽好。”案件宣判時，李淑惠曾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幾個月后，她身體狀況好轉，體重回升，說話也氣足了。新冠疫情耽擱了法院執行的進展，她期盼著，被套路走的房產早點回到自己名下。 (記者 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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