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國內消費數據下滑，3月以來，全國多地陸續開始發放消費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近50個城市推出了消費券政策。當前，部分發放消費券的城市政策效果已經顯現，消費券刺激消費整體收效良好。專家建議，發放消費券要精準聚焦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

多地發放消費券 刺激居民購買欲

近來，新冠肺炎疫情使國內消費數據出現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汽車銷售額同比下降37%，家電下降30%。

為促進消費回補與潛力釋放，一些地方相繼出臺擴大消費的政策措施，發放消費券便是舉措之一。據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8日，全國已有16個省市區近50城推出消費券政策，金額從數百萬元到上億元不等。

作為特殊時期發放的一種專用券或支付憑證，消費券能夠通過增加民眾的購買力與消費欲望來提振消費，進而帶動生產與投資增長，加速經濟復蘇。

“消費券通過補貼方式刺激消費、釋放消費需求。”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表示，從以往經驗看，在消費券重點支持的領域，短期內會出現消費快速增長的局面。

早在3月2日，濟南市便開展惠民消費活動，面向景區、旅行社、影院、演藝場所、書店等推出2000萬元消費券，拉動文旅消費。隨后，遼寧省鼓勵向大眾發放惠民文化和旅游消費券;浙江省推出總價達10億元的文旅消費券;河北省安排專項資金1500萬元，實施體育消費券補貼政策。

隨著消費券在各地密集發放，其適用范圍、發放方式和發放對象也“百花齊放”，各具特色。南京總額度為3.18億元的消費券主要涉及餐飲、體育、圖書、鄉村旅游等領域，惠及包括困難群眾在內的廣大民眾;寧波以企業聯合或獨立發放消費券、代金券、優惠券等讓利模式，向消費者讓利約200億元;廣州統籌安排3億元財政資金用于促進文旅產業復蘇;杭州從4月3日到5月31日開啟消費券“翻倍狂歡”;紹興、佛山等地利用大數據即時調整消費券投放類別和金額配比，實現“精準投放”……

據統計，在當前發放消費券的近50個城市中，超過80%的消費券涉及餐飲業，其次是旅游業，占比達到42.5%。此外，零售、住宿、體育等也是此輪消費券熱潮中的重點行業。

在我國，發放消費券并非首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些地方政府曾出臺政策為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

四兩撥千斤成效初顯 加速經濟復蘇

在各地消費券和商家自身營銷活動的疊加作用下，人們的消費熱情被調動。各地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清明期間疊加“長假經濟”，通過支付寶等平臺發放消費券的城市已經呈現出消費“乘數效應”。

3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向在杭人員發放消費券。據杭州市商務局統計，在當地發放消費券后的56個小時，拉動消費4.53億元，同時段兌付政府補貼2893萬元，拉動效應達到了15倍。

鄭州市政府于4月3日發放了第一期5000萬元普惠型消費券。清明小長假期間，鄭州有近10萬家商戶參與了鄭州發放的首批消費券活動，參與活動的消費者約68萬人次，累計核銷82萬筆，核銷金額1427萬元，拉動消費1.87億元，拉動效應達到13倍。

武漢是金嗓子喉寶的重要生產基地，受疫情影響，金嗓子喉寶的線上銷量損失了三分之一。“得益于廣西發放消費券活動，短短幾天時間，我們僅線上的銷量就比疫情期間增長了3倍。”該企業一名負責人表示。

據支付寶提供的數據，當前全國已有超千萬線下商家受益于消費券，其中9成以上為中小微商家。鄭州一家面館的老板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清明假期3天核銷消費券突破3000筆，他說：“到店消費的很多人都持有消費券。消費券讓顧客省了錢，店里的生意也比平時紅火了。” “消費券發放后，我們店里的營業額一天最多增加了1000元。”杭州一家肉夾饃店的老板張澤林說，發放消費券以來，店里的人流明顯多了起來。

“疫情對經濟、就業、收入產生較大沖擊，發放消費券一方面可以穩定基本民生，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水平;另一方面可以穩定中小微企業的收入端，避免連環倒閉，為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儲存實力。此外，這一做法還可以實現經濟復蘇，以基本消費拉動廠商經濟循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王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翁一認為，消費券充分釋放了被抑制的消費需求。同時，數字化時代的消費券能夠更加精準地投放到政府想扶持的行業，通過高杠桿率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不宜倉促跟風 適當適量是關鍵

消費券作為一種專用券和經濟政策的工具，在當前形勢下，是應對疫情、推動國內消費擴容提質的有力手段。但分析人士同時指出，發放消費券要精準聚焦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更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的嚴重程度、財政收支水平、消費市場復蘇速度、居民消費信心等多方面，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不宜倉促跟風“撒錢”。只有精準定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企業、定位消費信心不足的地區、定位復蘇信號不明顯的行業，才能發揮消費券“小馬拉大車”的作用。

“疫情防控期間，各地財政大幅度增支減收，發放消費券一定程度上會對財政造成壓力。地方政府需要考慮消費券的發放規模和財政承受能力，做到因地制宜。”趙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財政收入比較困難的地方，則不太適合使用發放消費券的方式。”

消費券發放模式和來源渠道也需要各地積極創新。例如，杭州市發放的16.8億元消費券中，政府發放的僅占5億元，剩下11.8億元由商家匹配，既能刺激商業活力，又減輕了政府負擔。

王強表示，從短期看，發放消費券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較為明顯。但作為應對危機的特殊政策，不宜長期發放，應根據疫情和國民經濟恢復的進展進行調整，給出全社會的合理穩定預期，實現對消費和經濟的穩定功效。(記者 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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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臺企業合作，精準評估發放效果

這一輪消費券地發放，大多數地方政府都選擇了和平臺企業合作，并初步取得良好的效果。

對于地方政府與平臺合作的好處，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認為，通過平臺發放消費券，可以消除一些弊端。過去紙質消費券不僅發放效率低、匹配度低，還容易產生一些道德風險。通過與平臺結合，可以借助大數據提高效率和精準度，把這些弊端降到最低。

消費券通過平臺企業發放，有實現更多可能的空間。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馬亮認為，一方面，平臺擁有大數據優勢和算法支持，可以實時追蹤消費券的使用時間、地點和方式，政府可以借此不斷優化和調整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拉動消費的任務交給平臺，平臺可以設計不同的消費券使用方案，同時也便于政府更精準評估政策實施的效果。

消費券通過平臺發放具有諸多好處，那么如何保障平臺間公平競爭，形成良性的政企合作呢?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競爭法中心副主任黃晉表示，發放消費券是財政支出，其實是一種補貼。作為政府補貼，政策實施一定要合法合規，要注意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在使用平臺進行發放時，不能隨意指定哪家平臺做這個事情;不能只與一些大的平臺合作，也要考慮到中小平臺，政策制定要考慮覆蓋面和受益的廣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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