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傳銷組織虛構家庭單位記錄發展下線情況并謊稱利國利民

綜合施策精準鏟除傳銷土壤

●　傳銷是一種通過人傳人的方式達至銷售目的的非法活動,其所依靠的是參與者的社會資源和社交聯系,層層分享利潤,是一種經濟犯罪。其本質在于通過發展下線實現財務的非法轉移與聚集

●　如今,傳銷組織越來越隱蔽,有很強的流動性,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少傳銷組織被警方查獲后,很快“人去屋空”,案件的查辦難度很大

●　如何處置被發展為下線的人員,目前相關法律并無明確規定。這或許是傳銷組織屢禁不絕的一個“后門”,也是亟待立法補漏的重要環節

日前,90后江西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曹立新通過傳媒茶話會向《法制日報》記者求助稱,其父曹寶元被騙進了南京天潤城區傳銷組織,經洗腦后不斷找親戚朋友借錢,還索要各種電話號碼,并吹噓在南京和朋友一起“做大事”,疑已陷入其中不能脫身。希望當地警方打擊傳銷窩點,把錢要回來,糾正曹寶元的錯誤思維。

記者隨即聯系了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區分局,按照辦案單位相關要求與曹立新取得聯系。在警方的精心研判和細致布局下,8月20日,記者通過裝扮成路人配合警方埋伏點民警迅速出擊,在收到精準定位后成功進入傳銷窩點。

在這個傳銷窩點發生的一幕幕,讓在場所有人備感詫異。

被人忽悠深陷傳銷

執迷不悟四處籌錢

立秋后,陽光依舊炙熱。曹立新在連續坐了6個半小時綠皮火車后,終于抵達南京。

曹立新生于1992年,系武警新疆總隊某特戰隊退役大學生士兵,經過努力考上了江西財經大學2019級全日制研究生。

據曹立新介紹,半年前,曹寶元經老家隔壁村的玩伴介紹,來南京“做項目、掙大錢”。“3月份,他來電話說要籌款做快遞生意,我給他匯了5.5萬元,還從姐夫那兒拿了1.5萬元,從其他親戚那又借了一些,前后總計十來萬元。”曹立新說,之后又陸續接到父親電話想再借錢。有時一天手機里會有十多個未接來電,全是父親打來的“洗腦”電話。曹立新意識到,父親已經陷入傳銷坑里了。

5月19日,當得知父親又在要親戚朋友的電話號碼后,曹立新曾嘗試聯系父親,勸說其返回老家。“父親還反過來勸我,讓我也跟著他做大事掙錢。”在曹立新手機的微信聊天記錄中,曹寶元不停地游說兒子,介紹這個可實現“中國夢”的封閉式運行項目,用2到3年時間就可以掙到幾千萬元,且在新聞中都可以查到,需要3個合作伙伴。

根據曹立新提供的線索,記者于8月11日聯系了江北新區公安分局宣傳處,當天中午便前往泰山新村派出所。

“需要曹立新親自來報案,他父親長什么樣,小區這么大不好查。”派出所教導員薛成池說,只要曹立新能來南京,警方會積極配合他尋找到曹寶元。

8月13日,記者與曹立新再次取得聯系。8月18日,曹立新發信息告知已經訂購了8月19日11時K1192次列車從江西九江前往南京。“不管怎么樣,我都要試試,希望能帶回父親。”曹立新在信息中說。

8月19日19時,記者與曹立新在南京地鐵3號線泰馮路站外的快餐店匯合。

以家庭為單位洗腦

吹噓項目利國利民

隨后,記者與曹立新前往派出所與民警見面,溝通后決定采用“引蛇出洞”策略。

“我父親答應見我,約在下午1點20分。”8月20日早上,曹立新給記者發來信息。

當日13時,公安機關派人前往約定地點事先埋伏。等待過程中,曹立新接到父親的短信稱,要改個見面地點。警方隨即更換埋伏點。

13時23分,記者裝扮成路人,與曹立新一前一后出了地鐵站。只見一名個子矮小,皮膚黝黑的男子笑容滿面地拉著曹立新說話。隨后,兩人便離開出站口,前往出租屋。為避免被發現,記者遠遠跟在兩人身后。大概10分鐘后,兩人進入一個需要刷卡的小區,轉瞬間消失在記者眼前。記者與泰山新村派出所民警王勇匯合,一起進入小區。

“我在61棟2單元403。”曹立新隨后給記者發來一個定位。

“在61棟。”王勇隨即向先前跟隨曹立新進入小區的兩名輔警報告了位置。

“準備上樓!”匯合后,記者跟隨此次行動的兩名民警和四名輔警,敲門進入了403室房內。

一進屋,記者就看到,盡管屋內裝修不算太好,但物品整齊有序,地板干凈無塵。屋內4四名男子也穿戴整潔,配合民警詢問。

“每個人拿出身份證來,都說說來干什么工作?”民警問道。

“來工作的,做項目。”一名穿著白襯衫的男子回答。

“做什么項目?什么工作要你們一本本抄筆記?”民警指著搜查出來的一本本手工抄寫的筆記追問。屋內突然陷入一陣沉默。

“這些都是最低層級人員,生活過得也十分清苦。”記者跟隨民警進入廚房時,發現桌上僅有一小盆面條,3個素菜。

在屋內3個房間里,記者看到了不少被譽為“傳銷圣經”的推銷員書籍,書上大多都做了筆記。還有數十本筆記工整的《生活經營管理二十條》手抄本,具體內容包括衣服第二顆紐扣不能解開、出門時一定要帶身份證、要按時睡覺、打掃衛生等。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每個房間當做一個“家庭”,每個“家庭”都由“家長”及四五名成員組成。他們還會制作表格,將每名“家庭成員”的學習、發展、自律等情況寫在其中,包括是否發展人員、是否打掃衛生、學習態度如何、所處班次等。

據曹寶元介紹,凡有“新人”來到,他們就會召開迎新會,還會帶著“新朋友”去不同的“家庭”學習,或讓別人來“自己家”串門,通過問答形式交流行業運行規則。

記者在警方現場收繳的各類資料中發現了一本筆記本,上面寫著“五天計劃”,將在20天內經過4個計劃定位定心定目標,學習如何融入組織,還寫著如何由3800元賺到381萬元、69800元賺到1040萬元等。這些資料被傳銷人員視若珍寶,追崇膜拜。

“跟我父親在一起的人,有的來了一年,有的已經來了兩年。”事后,曹立新對記者說。

“進門后,我假借上廁所的機會,將定位傳了出來。”曹立新眼里噙著淚水說,不理解父親怎么會如此執迷不悟。

令人遺憾的是,8月20日晚,曹立新給記者發來信息說,曹寶元依舊對自己的“工作”深信不疑,并跟隨之前被抓獲的人員一同返回原來的住處。此次被查的人中有兩人已多次被查,曹寶元走后就將手機、微信都拉黑了,又失去了聯系。

傳銷組織日漸隱蔽

打擊難度不斷加大

傳銷是一種通過人傳人的方式達至銷售目的的非法活動,其所依靠的是參與者的社會資源和社交聯系,層層分享利潤,是一種經濟犯罪。其本質在于通過發展下線實現財務的非法轉移與聚集,并未創造社會價值,卻嚴重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引發治安刑事案件。有些甚至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劇。

王勇曾多次參加集中“打傳”行動,他坦言,如今,傳銷組織越來越隱蔽,有很強的流動性,尤其是低層級,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少傳銷組織被警方查獲后,很快“人去屋空",案件的查辦難度很大。

例如,曹寶元所在的傳銷組織,已經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證手機,而是有“家長”關心日常起居生活,并交納“公積金”等。同時,他們還鼓吹五級三晉制、責任制、出局制等制度,把傳銷描繪成一項利國利民的行業。

“父親從來沒有說自己參加了什么項目,就胡亂說過政府大樓有1040塊磚,代表著3年掙1040萬元等,讓人摸不著頭腦。”曹立新回憶說。

據警方介紹,這應該是傳統的拉人頭式傳銷,被稱為“1040項目”,只要拉進一個人就有提成,拉來的人越多提成越多。

記者查詢后獲悉,“1040項目”是已經存在10多年的“全國連鎖”傳銷組織,剛加入的成員需要繳納69800元“會費”,之后就要不斷地發展“業務員”,只要“業務員”業績優良,就能“空手套白狼”,通過層層發展下線獲得晉升,最終目標是賺1040萬元。

不久前,王勇所在的江北新區公安分局集中300多名警力開展了一場打擊傳銷的集中收網行動。在這次“打傳”風暴中,警方借助4G執法記錄儀的“黑科技”手段,精準搗毀45個非法傳銷窩點,一舉抓獲涉傳人員164人,涉案金額1000多萬元。

這已是江北新區警方組織的第四次集中“打傳行動”了。2018年7月,江北新區公安分局專門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打傳”專業隊,先后組織相關力量開展小型清查行動100多次,清查窩點300多個,帶回審查1230多人,教育遣返250多人。

但這種“貓鼠游戲”一直在頻繁上演。“有時候抓了百十號人,可能只有幾個構成犯罪。”王勇有些無奈,像曹寶元這樣的,沒有在傳銷組織中擔任職務的“新人”,只能在抓獲后錄入相關信息,批評教育后讓其返回原籍。

《法制日報》記者翻閱相關法律規定了解到,早在2005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禁止傳銷條例》,規定對為傳銷行為提供經營場所、培訓場所、貨源、保管、倉儲等條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2009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組織、領導傳銷罪”。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就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問題,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定等方面作出規定。

但對于被發展為下線的人員如何處置,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業內人士認為,這或許是傳銷組織屢禁不絕的一個“后門”,也是亟待立法補漏的重要環節。

“刑法只處罰組織者、領導者,一般參加的成員都不是犯罪。立法的思路,是不過分為難底層老百姓。傳銷之所以屢禁不絕,不僅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治理問題,需要通過綜合施策、治理,逐步消滅傳銷犯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立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要徹底打擊和預防傳銷,需要在加強執法素養、提升辦案者信心的同時,加強國民教育,破除一夜暴富的不當觀念,同時完善收入分配體系,進一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記者 丁國鋒　羅莎莎)

標簽： 傳銷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