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制度不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是孱弱的公民只身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機關，希望能在權利遭到侵害之后，獲得一些“難以彌補”的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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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西20年前“毒糖殺人案”平反者李錦蓮遞交了4100萬元的國家賠償申請，不少人對其表示同情，另一些網友則諷刺申請數額過高，堪稱“獅子大開口”。事實上，在李錦蓮案之前，吉林劉忠林案、福建念斌案等國家賠償申請中都有類似的聲音出現。

“獅子大開口”的嘲諷很容易使批評者占據道德高地，似乎申請人一心要錢，拿經歷賣慘，拿高賠償博眼球。然而，若對這類事件只停留在“道德批判”層面，就會忽略深層次的立法問題。

平心而論，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準、程序等已有了長足進步，但賠償標準仍然過低，也是不爭的事實。長期以來，多名參與國家賠償法立法或論證的學者，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副校長馬懷德等，都在不同場合呼吁過提高國家賠償標準。這些學術焦點，正是近來冤錯案件申請人屢受部分網友議論的地方。

以人身自由賠償金為例，李錦蓮被錯誤羈押7175天，律師認為其中4780天羈押應以法定標準的3倍計算賠償，剩余2395天則應10倍于法定標準，以表警示，理由是后一階段已通過第一次再審查明了該案證據不足，出庭檢察員也認為證據存在問題，可法院仍錯誤維持了有罪判決。如此一來，申請數額由法定標準的200萬元驟升為1000萬元。

算法是否合理，有待法院認定，但在學術界，“數倍賠償”確實是個“真問題”。

一方面，我國人身自由賠償金的標準是上一年度全國職工日平均工資，許多人認為這難以賠償失去自由的代價，且有國外學者質疑其中存在道德問題，即“坐牢也是公民的工作”。國內參與立法論證的學者多次建議，應將現標準提高2~4倍。另一方面，國家賠償究竟是只實行撫慰性原則，補齊當事人的損失即可，還是要并行懲罰性賠償，當國家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進行重罰，以此震懾公權力，這在學術界也探討已久。

因此，公民提出高于法定標準的申請數額，應該允許討論。因為法律具有穩定性，它常滯后于一定的社會現實，而實踐總是會走在理論的前面。筆者接觸過不少國家賠償申請人，他們申請的數額大多高于法定標準，一些人也明白不易被支持，可如果不提此申請，又覺得放棄了對權利的爭取、對制度完善的期待。

實際上，若無人提出“法律之外”的權利訴求，一些話題可能就難被關注和解決，典型案件永遠是司法進步的助推器。法律不能唯民意是從，但同時，任何法律技術都不應超越人的良知。歸根結底，一些人對申請數額的質疑，反映了國家賠償的觀念仍需普及：這個制度不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討價還價，而是孱弱的公民只身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機關，希望能在權利遭到侵害之后，獲得一些“難以彌補”的彌補。

況且，4100萬元僅是李錦蓮依法遞交的申請而已，即使數額的確高于現行標準，但其申請之舉并未違反禁止性規定，若法院認為不合理，不予支持即可，幾乎不會浪費司法資源。

就統一的尺度而言，究竟多少算“大開口”，是幾百萬元還是幾千萬元，不同生活經驗的人對此回答迥異，而在冤錯案當事人的心里，再多的錢也換不回精神創傷。想要定紛止爭，只有不斷完善國家賠償制度。

標簽： 賠償